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7/12页）

军事打击奏效后，李鸿章又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他以为非添设勇丁水陆缉捕不能清盗匪之源，而添设勇丁必须保证饷项，为此“姑准番摊纳缴饷项，以为一时权宜之计，而盗匪果由此潜踪，闾阎安堵”[52]。他还委派刘学询等负责招降事宜。在官府的运动下，与区新意见不合的李昭先期倒戈，“纳款投诚，自愿擒区赎罪”[53]，并带领清军紧密缉捕，迫使区新、傅赞开等逃往鹤山县境；又率勇丁百余人到鹤山龙口镇袭击区、傅所部，“大破之，获匪十九名，内有李姓、源姓、温姓三名，均系著名头目”[54]。

李鸿章离粤北上滞留上海期间，刘学询又设法将傅赞开招降[55]；与区新等人划地而治的花县匪首汤春也缴械投降[56]，使得区新陷入孤立。这时江淮的徐怀礼亦为刘坤一招降，保皇会的部署完全被打乱。康有为鉴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香港总督明确反对在广东发生任何动乱，所招揽的秘密社会首领又首鼠两端，保皇会的筹备活动靡费多而实效少，于是暗中放弃取粤乃至整个勤王计划。失去同道和依靠的区新转而与兴中会接上关系。

庚子勤王，本来唐才常、孙中山及梁启超等人协议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并举，由于康有为等人拒绝合作，兴中会与保皇会在广东的活动无法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反而彼此竞争，甚至暗中拆台。兴中会的军事行动，虽然以惠州为根据地，目的还在夺取广州，因此广州、惠州互为呼应，甚至有广州先期发动的计划。负责广州方面的史坚如、邓荫南等人，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合作，“联络绿林计划，亦与欧[区]新、马王海等订立条件，一旦有事，即揭竿响应”[57]。其行动计划为：联络骨干，“令阴结羽翼，刺探机密，以供驱策。羊城各要隘，以东北为建瓴，以西南为犄角，潜师袭击，分路并进，东西北三江如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复各帅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期七月某日起事”[58]。

　　兴中会筹划的广州率先发动因故未能实现，区新的承诺能否兑现，不得而知。此事却牵涉兴中会与保皇会的关系。本来革保双方一直有所交往联系，而康有为等屡屡傲视兴中会，不愿合作，甚至有意无意间挖兴中会的墙角，令广东的兴中会会员产生怨气。同时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之事意见不统一，革保双方在某些方面又确有合作意向和实际联系。史坚如等人被捕后，坊间传闻其“供认听从康逆指使”，并供出同党三十余人的姓名。[59]康有为闻讯，大为恼怒，担心牵扯保皇会，“连累益甚”，于是特请邱菽园登报声明：“决不惊动故乡。”[60]

盗贼绿林的社会声誉毕竟不佳，尤其很难为保皇会的社会基础和权力来源所接受，因此康有为等在暗中联络利用秘密会社的同时，公开的舆论宣传对于区新等人的言行仍持否定态度。一旦与其公开形象不相融合的种种密谋有暴露的危险，他们便不惜嫁祸于人，以洗刷开脱自己，戊戌如此，庚子同样如此。这种态度，使得保皇会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较革命党人更加疏远一层，结果盗贼绿林游勇的首领也只是利用保皇会获取枪械银饷，这就决定了双方的合作很难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保皇会的取粤计划，除耗费大笔海外筹款外，几乎一事无成。

第四节　死而不靖

庚子革、保两派在广东相继失利，整个中国也从义和团事变的大乱中逐渐平静下来，这种平稳显然并不适合于盗匪的活动。此时南海县的主官换成了素有能吏之称的裴景福。裴氏安徽霍山人，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所至号称难治，而睫闇治之辄裕如”。或谓“每治事与民语丁宁委婉，若恐重伤之者，而治盗恒用重典”。[61]前此在番禺县任内，一月之内破获前令积年盗劫案凡五十桩，令广州知府击掌赞叹。[62]

1899年底，南海县令出缺，调任朝阳县的裴景福署理。李鸿章到任后，认为原南海县令办事尚属周妥，无庸另行调署。[63]但稍后裴景福还是接任南海县，并且连任到1903年被岑春煊参革流放为止。任内裴景福继续显示其酷吏本色，加强对盗匪的打击和镇压，仅从《申报》的报道看，几年中公开处决盗匪的频率和人数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南海县任内仅以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有128人。[64]内外交迫之下，区新一度不得不逃往广西梧州等处藏匿，以避风头。

不过，庚子以后，中国各种严重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依然如故，前此造成统治秩序紊乱的社会势力继续活动，清政府对待归降的盗匪又不能餍其所愿，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兑现承诺。如李昭投降后，虽协同清军“弋获匪党多名”，官府仍然认为“尚无大功可记”。[65]傅赞开降清，署粤督德寿电询在上海的李鸿章处置之法，后者答称：“战事计日可平，无须若辈效用。”于是德寿将傅赞开等108人“尽隶黄得胜麾下，建功赎罪”。[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