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冲击下袁之攻守策略

进入1913年后，随着临时政府即将结束，选举正式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以及制定宪法提上日程，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袁世凯对于担任正式大总统志在必得，2月底3月初，他“授意姜桂题、段芝贵等，令散布谣言于各军中，谓不举袁为正式总统，北方将有大变端”。姜、段等遂联合各军军统及各师师长会议办法四条，通电全国，“第一担保帝制不再发生，第二选举为人民所信仰并于政治上有成绩之人为大总统，第三建设强健统一之国家，第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98]这实际上是袁不惜以军人干政方式为其当选正式大总统做政治背书。袁又借“某政客”之口宣称：“立国之初，必须得魄力雄伟之人，方能统治内外；若其人只富学识而无经验，必难仔肩。况值此内讧外患之秋，岂缺少经验之理想家、学术家，能担任乎？”[99]这实际上又是袁亲自为自己当选正式大总统制造舆论。对于国民党这个在国会内占据优势的大党，袁世凯除了试图利用洪、应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等手段，通过收买国民党报馆及议员，操弄宪法起草外，又支持洪、应搜集所谓“劣史”，以损毁“孙黄宋”声誉，从而打击国民党人。不料洪、应却擅自杀宋，给袁招来了大麻烦，使袁的总统选情受到极大冲击。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广州获悉宋教仁被刺消息后，急电江孔殷，怃然曰：“天下从此多事矣。”江复电亦对宋被杀深感震惊，谓：“杀遯初者，可以弱民国，危总统，必有尸之者，险矣哉！”[100]

国民党及其支持者认定袁、赵为刺宋幕后主使，掀起反袁声浪，不仅要求二人解职，接受法律裁判，而且“通电各国，声明正式总统不能举袁，万不可借款于袁任内”。[101]袁世凯之忧心可想而知。1913年4月8日为国会参众两院开幕之期，袁本拟亲赴两院演说，但“以宋案发生以来，不能不格外慎重，爰即借口法、美各共和先进国俱无此例，未便独为创举”，决定“不亲赴院，届时只将宣言书咨送过院”，并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各党说明大总统不能到院之理由。有人提出质疑：“去年临时参议院开幕时，袁氏曾亲出席演说，何以不闻援法、美之先例乎？”有人则“匿笑袁之胆怯”，并以调侃语气向梁士诒献策谓：“总统何不临时装病，不较冠冕耶？”梁“但微笑而已”。[102]上海某西报记者注意到：“袁世凯近日外虽矫为镇定，其实已极仓皇。有谒之者出，言袁见客时，向来精神焕发，目光射于四座，而近十日来，则态度大变，与人谈论时，其目光常注于茶碗之上，且言语或致前后不相应接云。”[103]而孙中山也曾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透露：“最近以来，袁氏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本人予以推举，本人尚未复其一电。”[104]可见袁世凯对于正式大总统之位何等看重，甚至愿意放低身段，请求孙中山支持。

刺宋案的发生，还严重影响到了列强对民国政府的承认。“外人对于承认问题群起研究，以为此事必惹起无穷之纷争，而影响于各国之商务，承认问题将因此起一大阻力。”[105]5月1日，参议院本来已得到外交部电话通知，说美国驻华公使将于5月2日上午11时递交“正式承认国书”，但情况忽然发生变化，美国公使表示“因借款及宋案两大问题，南北颇有不稳之象，已发电询之华盛顿政府，须俟回电到后，始能致送国书”。[106]

然而，袁世凯毕竟久经风浪，很快便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抵挡住了宋案造成的冲击，并逐渐由守转攻。

袁世凯的第一个策略，是将宋案定性为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竭力反对国民党人将宋案与政治问题相关联。为此他特别在宋案证据公布后，于5月初发布了关于宋案的通令，强调宋案“纯系法律问题”，应当“依律科断”，案外之人不得“节外生枝”，“扰乱政局”。令曰：

刑事案件，应由检察官提起公诉，经由刑事审判，宣告判决。苟非被害者及其利害关系人，决无案外参加之理。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沪被刺一案，前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及法界会审公堂，分别拘犯检证，预审终结，交归中国上海地方检察厅审讯。案中证据亦据江苏都督、民政长“有电”撮要宣布。其原电所呈国务总理赵秉钧致应犯及洪述祖手书各一件，然一为发给该犯“应密”电码，一为该犯请领津贴，均属因公，无关宋案，已由该总理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宣布。究竟有无关涉，应由法庭依法判决。教唆主使，国有常刑，无所庸其袒庇，亦无所庸其罗织案外无干之人，更不能互相揣测，谬为诋諆。乃近来迭接各处来电，竟指赵总理为宋案主谋，并称人心愤激，请速诛赵等语。阅之殊堪骇诧。查赵总理致应犯手书二件，初无一语涉宋，未经审判，尚难认为有犯罪嫌疑，即果犯罪属实，刑律既有明条，尽当依律科断，纯系法律问题，何能涉及政治。似此节外生枝，诚恐溷淆观听，扰乱政局。为此明白宣示：宋案现既破获，一经法庭研鞠，有无主谋，自不难水落石出。各该案外之人，毋得飞短流长，借端挑拨，俾昭信谳，而释群疑。将此通令知之。此令。[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