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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5月,立夏将至。
苏北平原的天气,谈不上炎热,但气温偶尔也会蹿到摄氏三十来度,不少贪凉的孩子急匆匆穿上了短袖衫,毫不掩饰地炫耀着青春的炽烈。
此刻,正是中午时分。学生们无精打采地坐在闷热的教室里,早上那点稀饭干粮早已消化殆尽,肚子唱起了空城计,一个个显得烦躁不安。讲台上的先生明白个中缘由,况且自己同样饥肠辘辘,讲起课来也显得中气不足,对学生们的如坐针毡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正在学生们抓耳挠腮之时,校园里响起了“铛、铛、铛”的下课铃声。此时的铃声对年轻的学生们来说既似久旱后的甘霖,更像战场上冲锋的号角,教室里一下子升腾起叽叽喳喳的喧闹声。看着学生们迫不及待的样子,先生也不好有半刻延迟,立即喊了“下课”。话音刚落,坐在后排的几个学生箭矢般冲出了教室,有个学生把屋檐下的垃圾篓踢到了墙角的排水沟里,惹得打扫卫生的老校工扯着嗓子喊:“慌张个啥?小兔崽子,难不成还有八碟八碗等着!”
教室内第二排的杨云枫没有像其他同学那般心急火燎,而是不紧不慢地收拾好书本,规规整整放进书包后,方从座位上站起。教室后头的蔡云邈已经收拾好东西,两人一道迈出教室,向位于教堂后的学校食堂走去……
这里是徐州城内的昕昕中学。
这所有着近三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位于与三民路交叉的公安街上,仅有二十多亩地,紧凑地建有一栋教学楼、两栋学生宿舍和一个运动场。学校虽说不大,但在徐州城却是无人不晓,原因是校园内有座对普通百姓来说的稀罕物——教堂。昕昕中学校园西侧建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旁边是传教士的宿舍楼,教堂东侧是传教士的办公室。正对着教堂,马路对面是座天主教修道院,旁边的二层小楼是修女的宿舍……所有这些建筑都是西式的,在徐州城别致凸显。
提及昕昕中学,不能不提其创办人法国传教士艾来沃。1884年,艾来沃不远万里来到徐州府,目的是先建教堂然后布道。当时的徐州还比较闭塞,百姓不知“教”为何物,把蓝眼睛高鼻子的西洋人视为蛮族夷类,一哄而起把他赶跑了。虔诚的艾来沃没有灰心,辗转去了当时归属徐州府的砀山县,在县城西北四十五里的侯庄置地建了教堂,算是在淮海平原扎下根来。毕竟徐州城人口众多,为了获得更多的“牧民”,1908年艾来沃第二次来到徐州,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载的他似乎对东方文化终于有所开悟,不再以传教的名义,而是打着办学的旗号私下开展他的传教事业。这次,徐州百姓接受了。
艾来沃开办的学校取名“要理学堂”,寓意“圣经教义的重要道理”,明里说是办学,实际上与传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年之后,艾来沃的野心更大了,将“要理学堂”改名为“类思公学”,“类思”即天主教楷模“路易斯”的音译。后来,艾来沃觉得这个名字还是不够为普通百姓接纳,1916年他再次将学校更名,名曰“类思中学”。又过了二十年,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也为了持续扩大学校在徐州地区的影响,艾来沃将学校第三次更名,名为“昕昕中学”,取朝气、阳光、希望、光明之意,并扩建校舍,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从昕昕中学与教堂比邻而居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当初艾来沃来徐州的主要目的还是传教,只不过穿了个马甲更名正言顺而已。但昕昕中学的创办以及后来的蓬勃发展,的确给徐州城带来了些许现代文明的气息。这所按西方模式创办并运行的新式学校,在徐州城颇受欢迎。那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殷实家庭都想尽办法把孩子送进昕昕中学,杨云枫和蔡云邈的父母也不例外。现在,他们两人已经读到高中二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
杨云枫家不在徐州城,而是来自江苏“北大门”的宿北县。杨云枫能来繁华的徐州城读书,离不开他二舅孔清源的支持。孔清源在徐州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极力建议姐姐和姐夫送外甥到徐州城读中学。
与杨云枫不同,蔡云邈是本地人,家住徐州东北韩桥煤矿。
几年前杨云枫初到昕昕中学,第一个认识的就是蔡云邈。因名字中都有个“云”字,也都喜欢打篮球,两人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假期里,蔡云邈带着杨云枫登上云龙山顶招鹤亭,临栏远眺,古老彭城的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蔡云邈吟诵起苏轼《放鹤亭记》中的佳句“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后,用手指着山脚下告诉杨云枫,九里山在什么地方,石狗湖在什么地方,还有戏马台、道台衙门、燕子楼在什么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