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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血的不是别人，正是随队的李指导员。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伙子，李指导员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自从跟随支前队伍之后，活干得和别人一样多，一个月下来，累得人开始咯血和便血。前面一段时间，他还可以用土及时掩埋掉“物证”。但自从改变行动时间后，半夜才能停下来宿营，由于天黑看不清楚，他也就没办法用土掩埋了。

徐州“剿总”11月30日撤出徐州后，为延缓解放军追击的步伐，同时也为了阻挡支前大军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药品等物资，狗急跳墙的徐州国民党军炸毁了徐州北面和东面的铁路桥。

李指导员第一时间接到了抢修其中一座铁路桥的任务，他找到云林布置工作：“刚接到任务，要我们在五天内修复徐州北面一座铁路桥。有没有信心按时完成任务？”云林神情坚定地回答：“有！坚决完成任务！”

云林带领队伍连夜出发，迎着刺骨的寒风一路不眠不休，天亮之前就赶到目的地。附近地区的党组织已经开始每家每户动员，当地的群众听说国民党部队已经逃跑了，大家积极响应，把过去铁路被破坏后偷偷拉回来的枕木、道钉、铁轨等都从自家院子里扒出来，帮助支前队修桥。

在上级派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杨云林的队伍开始投入到抢修桥梁的工作中。

下到齐胸深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云林冷得浑身打颤，一会儿腿脚就冻得不听使唤了，就连扶着钢钎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晃动。半个钟头之后，嘴唇青紫的云林被拉上来烤会儿火，喝了两口烧酒，等身子一热乎，他再次跳进河中干起活来。就这样几个来回后，轮到了李指导员。看着瘦弱的指导员，大家拦着他，说他还要和技术员协调工作，在岸上指挥就不要下水了，但他死活不同意。等文华上岸后，李指导员扑通一下就跳进了河中，和大家一样一干就是半个钟头。等李指导员上岸烤火时，大家端了碗取暖的烧酒，不善饮酒的他喝下一口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这一咳不要紧，口中吐出的全是鲜血……李指导员还要下水，云林几个人不再听从他的命令，死死拉住了他。这时候，杨全英站了出来，不吭不响地脱下棉袄棉裤，穿着单衣跳进了河中。

日夜不停，杨云林的第五支前队冒着严寒，加班加点拼命地干活，用了四个昼夜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由于支前队员几天内几乎不停地下到冰水里浸泡，当时虽然感觉不到异样，但解放后他们很多人因此而得了关节病，每到刮风下雨天，就会疼痛难忍，给晚年的生活带来了无法言表的痛苦。就是这样，朴实的大杨庄的老百姓没有任何人找政府要过任何补助。杨全英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身体每况愈下，走路时要架双拐蹒跚而行。家里实在没钱看病，有一次，他的小儿子在他面前犯起了嘀咕：“爹，你的病是支前落下的，俺们能不能打个申请，向政府要点钱给你瞧瞧病！”杨全英一口回绝了，他瞪着儿子说：“不行，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吧！爹年轻时在大杨庄是有名的落后分子，后来好不容易摘掉了帽子，现在人老了，不能再把落后帽子戴上！还有啊，当时去支前，从大处说为了打败老蒋，从小处说也为了保住咱家分来的房屋和土地，也是为了咱自己，爹是自愿的，不后悔。况且啊，去支前的也不是爹一个人，听说上百万人呢！如果人人都伸手要这要那，政府哪能受得了？！”

杨全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去世，至死没有向政府要过额外的一分钱补贴。

在通往陈官庄战场的道路上，杨云林带着他的第五支队正在行进中。他们这一次运的是副食，车子上装有白菜、萝卜、大葱、生姜还有猪肉。

路不好走，前一阵子下过雨，路还没有干，又下起了大雪。路上的泥巴结了冰，高高低低地立在地面上，路面被踩轧出了各种形状，表面结冰后仿佛一道道高高低低的山丘沟壑，凸凹不平。在这样的路面上行进，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滑倒在地，摔成了泥人，手中的车子也失去方向侧滑到路旁的野地里。

虽然是数九寒天，杨云林他们还是走得浑身冒汗，不少人敞开了衣襟，有的还把帽子抹了下来。李指导员看到了，举起纸糊的广播筒向大伙喊道：“大家就地休息五分钟，擦把汗，但不准抹掉帽子。如果谁觉得穿得多了，等会汗下去了把里面的衣服脱掉一点。大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绝对不准感冒，有谁把自己弄感冒了，就是拖咱们支前队的后腿，我不仅不同情他，而且还要批评他！”

大伙没想到李指导员这么细心。李指导员这样一吆喝，有几个已经把棉衣脱掉的人赶忙抓起棉衣穿起来，帽子也重新戴了起来，大伙谁都不想成为拖支前队后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