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的确很被动”

周恩来到达界首时，朱德正坐在司令部里等他。他喝着朱德推给他的一茶缸子温开水，吃着煨在热火灰里的红薯，心头涌起一种柔情：“司令部里并没有重要的大事等我决策，总司令催我过江，不过是有意让我早来界首，以免过分劳累和离开危险突起的渡口。”想到这里，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布满红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遐想之翼立即在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

那是柏林一个微雨的秋夜，他们两人面前，摆着两杯温热的咖啡……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湎很久，他俯视着桌上标示着双方态势的地图：“总司令，你谈谈参谋部的会议情况吧！”

“没有那么紧急，你先吃完红薯，等玉米糊温热了，吃完再谈……”

“那就边吃边谈……”

朱德用最简练的语言，概述了两军态势。

“博古和顾问的意见呢？”

“他们说等你来司令部之后再研究，他们休息了，要不要去……”

“不必请他们了，态势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的，除了坚决战斗之外别无他法……”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像自己回答自己，“的确很被动。”

“变被动为主动不但需要条件，而且也需要时间……”朱德微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平稳沉着，不露任何激动，却具有镇定人心的力量。他对于不能改变的事物，既不勉强，也不抱怨，“我看局势并不过分严重，目前，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红章纵队正在渡江，当然，八军团本来都是新兵，战斗力有限。一、三军团，可以顶住湘桂两敌，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红五军团，正在文市附近与追敌苦战……”这话并没有给周恩来带来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虑不安。他站起来，走近窗口，手扶落满灰尘的窗台，谛听着远方的枪炮声。

五军团，是周恩来最担心的一支部队，因为殿后是最危险的任务。此时，他想起古代战场上一个勇敢而谦逊的将领的故事。在战斗中他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阻挡着强大的追敌，当他保卫了全军安全进入国门时，则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的，在反对敌人的围剿中成长为一支劲旅。在这次战略转移中，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顽强地抗击着优势敌人的尾追。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打边走，极为艰苦。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走在最后。这时，他们还在百里之外。伤亡惨重。

红军的每一个挫折，周恩来都感到自己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这种不贪功不诿过的品格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自责和痛苦。周恩来的应变若定和临敌不惊的非凡静气，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约，使他的才智无法发挥，使他的主张无法推行。他必须执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须代人受过，一种无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潜意识中漫漶开来。

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那满含委屈悄然离开会场的背影，心中不由涌起一阵酸楚：“以正确屈从错误，该有多么痛苦！”

回想1928年6月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还不满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伤痕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从右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态度是盲从与思考。

党，毕竟很年轻！那时的周恩来刚满二十九岁。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斗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一月会议，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冷酷的现实又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期待。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涨。

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疑状态，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他深知权力这把双刃剑，在用之不当时，既伤害革命也伤害自己。他甘愿把重大决策的重担，让给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坚定性的人去承担，而他在从属中去弥补有可能造成的损伤。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光荣；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