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的确很被动”（第2/3页）

先驱者的探索是多么艰难，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各自带着理论与实践的局限。他们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提到这些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们面前是没有前人涉足过的深山老林、远古洪荒。在历史没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务都隐在云里雾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出现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数中，也不允许你从容地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人生，总是“觉今是而昨非”。

一想到血的代价，周恩来那微蹙的眉心，过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疲惫的肩胛，处处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呈现出来：“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斯大林接见他时，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说给他的，“要研究军事！”

那时，他在莫斯科研究了俄国战争史。

苏沃洛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的坎坷经历，他的指挥艺术，他的勇敢精神，给周恩来很深的印象。从这次西征，他想到了1799年苏沃洛夫对瑞士的远征。

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断重复。周恩来是个温情的人，许多外国学者把他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管这个评价是否精当，苏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确是深深地感动过他：

您的画笔能够绘出我的容貌——因为它显而易见，可我内心的奥秘却从未公之于世人面前。那么，让我告诉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爱，毕生未给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处任何人死刑；任何一只小虫都未在我手下惨遭厄运。我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不论是时来运转，还是时乖运蹇，我都冀望于上帝，并且从未迷惘动摇。

是的，苏沃洛夫把战争的残杀归之为不得已而为之，把一切个人休戚荣辱冀望于上帝，而周恩来的上帝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恩来，我看你太累了，这里留个作战参谋值班就行了！”朱德凄然地说，“战争，总是很残酷的！”

周恩来从窗边转过身来，一阵突然袭至的疲惫与昏眩使他摇然欲倾，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急忙走到桌边，伏案暂息。这时候绝对不能病倒！他假寐了一会儿，思路又转向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地图上虽然插着标志，但三十四师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在极端频繁的变动中，地图很容易画得混乱不堪，刚刚画上占领马上又变成放弃！经常的涂改会把地图毁掉！三十四师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陈树湘，一个是一○一团的参谋长万世松。

那是因为他来苏区后处理的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案件。万世松在养伤期间，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方丽珠。他们同居了三天，被人揭发。可是人们的同情却在万世松和方丽珠一边。这是纪律与感情的矛盾。合理不一定合法。

军团长董振堂认为军法难容，报告军委执行枪决。方丽珠要求将她一齐枪毙，因为她坚持责任在她身上！

陈树湘不愿丧失这个既是下级又是密友的团参谋长，便暗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为万世松开脱的信。周恩来作为红军的总政委，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个案件。他主张给万世松以降职处分，下放连队当连长。之后，万世松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又颇具军事才能，在西征路上他代替了牺牲的二营营长。

“自古人生谁满愿？”恐怕一个也没有，这便是人生的真谛。周恩来曾经听过方丽珠的申诉，他心里说：“你们是无罪的！”嘴上却只能说：“处分是必要的！”

大军将行，方丽珠要求随军，愿做一名女扮男装的炊事员或是挑夫。她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周恩来也许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与仁爱，如果当成褒义词的话，应该加在他身上。在后来的年月里，他收容抚养过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护过多少身陷冤狱的干部？

这种仁爱之心，曾受到项英强烈的指责。在项英看来：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拼搏中，只有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革命者的党性！几十年后，在“四人帮”批中国“大儒”的时候，矛头就是对着他。

西奥德·怀特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他曾说：“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但过了若干年后，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周恩来的双重性格、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来描写：周恩来“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行动方针而行事——他就是这样行动的。然而，他还是具有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情不自禁的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斯文礼貌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