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六军团的行踪

在通讯联络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德、博古、周恩来，没法了解战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势在不断变化，刚刚收复的阻击点很可能马上失守，刚刚突围而出的部队很可能又陷入重围。他们也都担心，在这变幻难测的形势后面，可能隐伏着想象不到的后果，出现更为严重的局面。

李德已经失去驾驭全盘的能力。这时，他才知道，率领八九万大军在敌人重重阻拦下远征，与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垒战是两回事，跟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桌前的图上作业，更是天壤之别。

即使在短暂的睡眠中，李德也未曾得到安宁。只要一闭上眼睛，他面前就出现一幅漫无边际的地图，恍惚中看到地图上出现的田野河流和山丘。标示着战争实况的红色、蓝色箭头交错在一起。他苦苦思索，想弄清这些蓝箭头可怕的含义。他还历数了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远征，想从中找到某种借鉴。

现在，李德把一切希望和全部热情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越快越好！

红军减员虽大，但大都是出征前的新兵，红军主力仍然保留着，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可是，二、六军团此时在哪里呢？

红六军团是红军主力兵团之一，也是在二、六军团会合后组成二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六军团的转移，是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吸取了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经验。

当时人们所想，与后来经过“清算错误路线”之后的历史记载是很不一样的：

史载：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始则采取坚决进攻的错误方针，继则实行退却逃跑，于10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苏区；1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川陕苏区初步建成。尔后，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舜尧会同杨森和刘存厚等部对川陕边根据地的三路围攻，歼敌一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歼敌近两万人。

1933年10月，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会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人。

1933年12月至翌年9月，红四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川军约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

……

那时对左倾路线的认识与后来的看法正巧相反：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不是张国焘的罪行，而是适应形势的必须行动，因而才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红四方军发展到八万人，这是张国焘的功而不是他的过。

那时候，各个苏区都有大大小小的转移。

六军团的远征是正确的吗？二军团的转移是正确的吗？红二十五军的转移是正确的吗？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出是正确的吗？如果这些大的奉中央之命的战略性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当时王明左倾路线之下的中央指示不也成了正确的吗？还是错的并不全错，对的并不全对呢？不然，为什么独独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错误的？按尊卑而定褒贬，看沉浮而事扬抑，历史便成了任意转动的魔方。

这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略转移的计划和措施，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哪些达到了预期目的，哪些由于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未能达到；李德和博古都不太清楚。但有一点他们是痛切地感觉到了：六军团与二军团未能按原想的那样顺利地会合，这不能不使中央红军的西征向后推移。

由于军事学院养成的习惯，李德很喜欢标示地图。他可以在地图前静坐很久。在地图上，他看到现实的战场，看到战火纷飞中的攻防进退，犹如亲临其境。在这地图作业里，他善于捕捉住某种瞬息即灭的思想的火花。

李德绘制地图，简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他不但非常细微地画出敌我双方的位置、行动、双方指挥员的指挥意图，而且善于用线条的粗细，箭头的形状（大小利钝的区别）显示出敌我双方行动的鲜明的特性。他标的地图是活的！

李德对眼前的这张标示得零乱不堪的地图很不满意，他怀念他的独立房里那张由他亲自标的地图。

两个月以前，那的确是沉重的时刻，他独自一人，在屋子里团团转圈，忽而停下来，疾步走到粉墙上的挂图前，用阴郁的眼光盯视着六军团用连日苦战画在上面的血红的曲线。他站了很久，似乎想用自己的热情、希望、焦灼去感动那只红色的箭头，他恨不能用他高大的身躯挡住敌军阻截的炮口，用有力的双臂推着六军团的脊背直线开进。他把六军团看成是中央红军西征预先挺出的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