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32年10月 江西宁都北郊李园村

一 红色十字架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样一来，便把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绝对化、定型化了！这为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即使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左倾的洪流下，任何个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不弯腰即折断，无法阻挡洪流的奔泻，甚至连个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不仅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码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同时，他们更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怯懦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这样，就把党内斗争的不同意见，与背叛革命联系起来，视同志为敌人，从而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在肃反扩大化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例：一个战士夜行军掉了颗手榴弹，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损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帮助了敌人！假使被敌人捡去，袭击了我们的指挥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了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逻辑，一直延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去贯彻“反右倾”斗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书记；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边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为了把权力夺到王明路线推行者的手中，采用多么残酷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值得的。

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了取得党政军的领导地位，清除异己，张国焘进行了残酷的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及优秀的党员蒙冤死去。这种夺权，不是明令撤换，而是用莫须有的种种罪名，搞倒、搞臭、搞死。这种方式的向后延续，在十年浩劫中，导致了那些本该有个幸福晚年的革命家们的惨死。

1931年8月，中央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有动摇的态度。”这封信是在苏区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动员令，也是王明路线向苏区大举贯彻的一个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用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对形势估计得完全正确，又一次给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以致命的打击。

决议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从这种过头的估计出发，提出苏区的党必须更坚决地贯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的错误，要“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们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下，指责毛泽东关于苏区建设和红军战争的主张为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以及政治上的“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反右倾”的开始，也是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去留的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那是多么沉重的时刻。周恩来记得瞿秋白摇摆着，从他的书桌旁站起来，咳嗽着，把手伸向燃有微火的壁炉。他自言自语，像朗诵一篇文章：

“唉，这些日子天气太坏了，清冷，阴沉，这夜风，就像鬼魂在黑夜的荒原上游荡、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