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推迟表决

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像喊口号似地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侧身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既可以把主观失误说成客观困难，也可把客观困难说成主观失误。顺我者升，逆我者降，这便是权力的法则。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词，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的无限上纲，都是革命斗志高昂的表现，都是被鼓励的，是造轰轰烈烈声势之必须，那是冲锋陷阵时威慑敌胆的呐喊，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脚步声，越过头越好。

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愿意跟你握手，可叫与人为善；愿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调和的斗争。说它轻，则轻如鹅毛；说它重，则重如泰山。

凯丰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仔细思考过了，他懂得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人可以乘机扶摇直上，有人则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因中国国共两党分裂而更加激烈了。政治路线斗争，必然和权力斗争连在一起。那时，凯丰、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学识才华、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因为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丢掉了校长的职位的！

在两派激烈的斗争中，任何人都要考虑自己在斗争中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有的考虑坚持正义和真理，有的考虑对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是否有利。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正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学校的管理权力出现了真空，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他力图稳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式的校长屹立在革命历史舞台上，便极力争取一些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种拉帮结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敌对营垒。

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开了“血战”式的互相攻击。许多学生不愿参加这种互相诋毁、攻讦以达争权目的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学校中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又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学校成了“不似流血，胜似流血”的战场。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学，两败俱伤的内耗战仍在继续进行。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国而没有卷入，所以他对学校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建议米夫把握住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务派，从而为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铺平了道路。

在米夫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策略：因为互相指责的两派，并无严格的是非，第三势力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胜。如果米夫把第三势力投向阿古尔一方，把谢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稳固了阿古尔代理校长的地位，后来的正式校长就是阿古尔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决学校混乱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势力的争取者组织者，他成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凯丰那时并不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由米夫、王明组织起来的第三势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后来“反对派”称之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二十八个人是哪几个，说法不一，带有某些随意性和流动性）这一同盟式的集体。无论对于中山大学、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丰便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他和博古一样，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产国际无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