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都会议

在法庭上，原告与被告的争辩是平等的，因为在争辩双方之上还有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是否公正，又受到陪审团的监督，双方的理由都能尽情申述，以求正义的仲裁。

会议，不是法庭，甚于法庭，一方是认罪，一方是审判。你申辩吗？认罪不诚，罪加三等！

陈毅不是苏区中央局成员，他列席会议只能旁听，这个特权除了他是会议场地的主人外，还由于周恩来的争取。

室内烟雾缭绕，令人压抑。面对窗口而坐的周恩来，不时向院外景物投去凄楚的目光。会场之内的气氛与早晨山间散步的自然风景反差太大了。会议继续前天的内容。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在周恩来宣布开会后，他首先对前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临时中央的“临时”是后来加的，当时谁敢如此说？）的指示问题。那么，结论也是一个：没有执行！”

“先慢一点结论好不好？”周恩来缓缓地说得很谨慎，“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气得两眼发乌，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正要发言，凯丰把刚吸着的烟，烦躁地在烟灰缸里捻灭，霍地站了起来，抢到项英前边：

“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凯丰说一个“难道”就用拳头擂一下桌子，他尖利刺耳的声音四处乱钻，扎得人难受。

顾作霖没有站起来，言词却更为激烈：“我认为不是叫苦，而是失败主义，对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不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问题，而是抗拒的问题，反对的问题……这种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着脸，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谁拎得高，谁就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谁就是跟错误站在一起。这时，如果有人给前方委员们戴顶反党反国际的帽子，恐怕也无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但是，在这种时候，人人都被迫表态，既没有发言的自由，也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因为不表态拥护，就意味着反对。王稼祥只能避开实质性的问题：“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洛甫于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讲过这种心态，他写道：

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胆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在宁都会议上，有多少人抱有这种心态在发言？

“这是严肃的斗争，”凯丰立即打断了王稼祥，“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对错误的东西，残酷和无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爱憎分明嘛！”顾作霖立即跟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没有跟毛泽东划清界限。这是很危险的！”

“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正，怎么能清算错误？”

“对，先打态度！”

又有人更为疾言厉色向上加码：“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会议出现了沉默。人人都在思考应持的立场。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却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奖有罚，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战斗者们仿佛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气势汹汹充满敌意的目光巡视着会场。

陈毅看到这种局面，身体前倾，嘴唇哆嗦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稍有抗拒，必将遭到加倍反击。他不理解，对自己的同志，怎么能提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他观察着周恩来，看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周恩来对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和无理而又自信的态度，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了解前方的战争实际，而且他们也不想了解实际，只顾一味地贯彻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理的呼声。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面对所有后方的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周恩来以难言的苦衷说：

“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大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