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都会议（第2/3页）

项英却扭住不放，他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根本事实，你们就是不想听！”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你们总让人把话说完嘛。”

“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得不坚决！”项英严厉地说，“这里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地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好像把它忘了似的，抑制住狂烈的怨愤，尽量平静地反驳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忍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即使因此获得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战士的无谓牺牲去机械地执行！比如……”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的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这些指责，出发点都是放在假设的、臆想的基础上，简直不可理喻。一种极端政策的推行，可以造成许多人的畸形心理。就像一辆从陡坡上向下滚动的车，它冲决一切障碍，以加速度的冲力向下滑行。先要你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再让你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再让你把胜利旗帜插遍全国……再让你几十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挟五洲，揽全球。梦魔似的狂热，梦呓似的谵语，直到撞崖落谷车裂轮飞噩梦始醒。

那时共产国际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威望可以造成盲从。威望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光明的峰巅。威望是个坏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黑暗的深渊。

周恩来深深知道，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主要是毛泽东和他本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他还不太相信（尽管他隐隐意识到了）以他的拒不执行指示为借口，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在他心上投下难以言喻的阴影。他要尽最大努力，不使这种局面出现。这时，他看了毛泽东一眼，只见他脸色蜡黄，两腮微抖，反映出内心深处被强抑着的感情风暴。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

“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就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这种印象，来自项英的历史优越感。他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跟第三国际向无直接联系，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第三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

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

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你看毛泽东的书箱里是什么书吧，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使他最为惊讶的是，毛泽东竟然从当地一个老学究那里借来了一本《周易》，后来，他打听到这是一种测字算命的书。毛泽东在几次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而他项英自己却抱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国家与革命》反复苦读。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毫无信心，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

项英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深感不快，他必须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炯炯目光直视着项英，大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后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而我们不做准备，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敌人，这一点，后方的同志应该给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分批评。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前方的同志是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