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推迟表决（第2/3页）

凯丰几乎经历了历次派别和路线斗争。米夫、王明取得了对阿古尔教务派的斗争胜利后，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随之而起。这场斗争的爆发点，是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出现的骚乱。

凯丰每当想起那场骚乱，历历如在目前：当浩荡的游行队伍走进红场入口处即将到达检阅台时，游行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挥起早已备好的旗帜高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在这样的场合，就显得加倍严重，遭到斯大林拥护者的反击是必然的。这场斗殴，在游行队伍的严密组织下，限制在不太大的范围，就像河流奔泻中出现的一个漩涡。

当中山大学的队伍接近列宁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举手向革命的中国青年致敬，并高喊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在学员队伍中，竟然有人冲破“乌拉”的喊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当众侮辱斯大林的举动，使联共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来宾都感到震惊。

反击当然是激烈的，一周之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当时所谓的“托季联盟”）便被开除出党。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查。这一费力的彻查继续了数月之久。这种彻查并不限于找出喊口号的托派分子，而是在调查时展开了思想斗争。要斗争，必须组织力量，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便成了米夫指挥下反托的基本力量。

这种思想斗争不可能泾渭分明，斗争呈现出复杂性、严酷性是必然的，而斗争手段的多样性也是必然的。为了斗争，不择手段。逼供、诱供、诬陷等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不断地重演，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还有所发展。阴谋家、投机者便从中兴风作浪，成为某些领导者排除异己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的手段。

凯丰并不认真思考临时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实际，也不知道前线所提出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还是不可以克服的，他只知道：执行中央指示就是对的，不执行就是错的。不需要动脑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对在哪里，不执行者错在哪里。

项英与凯丰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习惯，善于总结概括，喜欢条理分明。他的长条笔记本上，有对目前这场斗争画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精神＝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后方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精神。

这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党的化身”，“我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精神的体现”，“我的结论也就是党的结论亦即共产国际的结论亦即斯大林同志的结论”，“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也就是反对第三国际，也就是反对斯大林……”谁能抗拒？谁敢抗拒？谁能说清这个浑圆圈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项英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1928年6月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单独接见过他，对他的崇高评价是他终生难忘的：

“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既要重视斗争，更要重视学习，使自己完完全全布尔什维克化。”还送给他一支手枪一支笔，这是战斗与学习的象征。

这种所谓的“高度评价”，实际是一种误解，仅仅是赞扬他的工人阶级出身。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像普通工人向忠发，就是在重视选拔工人阶级出身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下一跃而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工人阶级出身，在那时比一切优秀素质更可贵。

但是，工人出身并不能保证他就有领导水平，也不能保证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向忠发也罢，顾顺章也罢，一被捕就叛变。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出身，周恩来更不是。劣等门第，低贱种族，在项英眼里，他们的革命坚定性就大可值得怀疑。

这种被误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听席上的陈毅是另外一种“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会议又进入新的一天，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还允许说话，争辩就不会休止。项英要毛泽东最后表态。

毛泽东对会议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结论也早已定了。再有力的雄辩，再真切的事实，只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长会议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也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缓缓地站起来，平时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对这些脱离实践只会背诵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着反感与鄙视。在中山大学的洋课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简陋的亭子间里，根本就不知道苏区的山上长草还是长树，也不知道红军战士吃的是大米白面还是草根树皮，反而来指责他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了解情况地瞎指挥，反而指责别人抗拒指示。并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对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王明不是因为抵制他们而逞“英雄”吗？但他不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