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二（第2/5页）

那时的气氛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劲头了，到处是集会、游行、辩论、大字报。人们畅所欲言，领导虚怀若谷。报纸、刊物、广播推波助澜，但却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语调，像一个大度的长者，不断鼓励身边的孩子说吧，闹吧，有什么不平、有啥子怨气，甚至有什么苦水，都倾诉出来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指责随处可见的官僚作风，民主人士批评党群关系不好，抱怨自己有职无权，甚至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说他们是“党天下”，搞宗派主义。这些言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但共产党都洗耳恭听，不急不恼，还颇有气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改进和化解的。你们继续说，大胆鸣放。你们的批评越尖锐，共产党的整风就越彻底。《云南日报》的一篇社论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儿子给老子提意见，当家的不会乱打巴掌。

不过，像赵迅这样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已经训练出随时都竖起耳朵听风声，睁大眼睛观方向。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从报纸上既读出了共产党的气魄，又读出了它的麻烦。它坦陈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把此归结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它只晓得打打杀杀，搞白色恐怖，甚至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敢杀。

但在一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祥和气氛中，赵迅还是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具体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那感觉有点像战场上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的士兵，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火力又如何；又有点像一个小演员在一部大戏里跑龙套，前面看得到的热闹都是铺垫渲染，高潮在哪里出现你却不知道。他把1957年的《人民日报》一张一张地翻回去看，一直翻到1956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毛泽东主席新近提出了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敌我矛盾之一部分”。文章还举例说，新近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治运动中，这人民内部矛盾说“转化”就“转化”了，就像阴晴无定的六月天。当年迎春剧艺社的刘国栋，睡个女演员算人民内部矛盾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赵迅就像侦察兵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火力点，暗自长嘘了一口气。鸣放最热闹的那些天，有个在《云南日报》当编辑的前文友曾来找他，说你当木匠当得忘记字咋个写了吗？我们都晓得你冤，还不趁现在政府允许人们说话，写篇文章为自己叫叫屈吧。我们报纸鸣放的好文章不多啊。赵迅笑眯眯地回答说，我不冤啊，当木匠很好。

但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别看一个街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刚好赵迅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上面还有几幅照片。那个还算识得几个字的大妈抓过报纸瞄了瞄，说，你看看，连纺织厂的女工都在给她们的领导提意见了。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