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告密者

十二平方米的号子里住了十二个人，地铺，木板垫底，一盏昏暗的煤气灯吊在屋子中央，气门芯被调得很小，里面供燃烧的煤气气若游丝，如五步蛇吐出的尖细的舌头，发出的光芒只比天上的星星亮一点而已。但每到晚上，在这盏汽灯下凑在一起的十二颗脑袋，就像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的未来规划，或者梳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因为他们中既有天体物理学教授，地质学专家，材料学高级工程师，微生物学者，精密车床的发明者，也有古文字教授，历史学家，钢琴演奏家，作家，民族文化研究者。他们大都留过美或欧。像赵广陵这样的漏网国民党前军官，在这个满屋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子里唯有自称曾干过话剧导演，方显得自己还有点文化。所幸还有一个让赵广陵可以挺起腰杆来蔑视的人，就是那个极右派陆杰尧了。赵广陵被分到这个监室的那天，进门就看见陆杰尧那张晦气重重、苍白孤苦的脸。倒霉！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想。但陆杰尧却冲自己的救命恩人一哈腰，谦卑地说：

“赵师兄，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同改了。”

“同改”就是共同接受改造的狱友，赵广陵当然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这既是对个人履历的羞辱，也是对伟大汉语词汇的糟蹋。不过，既然是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同改的人还会有清白的？看看那些即便穿着一身汗渍斑斑的破烂囚服却也气宇轩昂的教授专家们，作家音乐家们，哪个不是历史上疑点重重、身份复杂。大家都是为自己的过去、为曾经的言行偿还旧债的人。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痈疽，这是他们的“同”；白天劳动，晚上拥塞在这狭窄、封闭的空间，从公开的政治学习、思想剖析、自我批判，到私下的谈天论地，学术讨论，憧憬现代中国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改”。

劳改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被管制起来了的集体劳动，早上听号起床，洗漱，集合点名，吃早餐，然后列队前往劳动场地。还要唱着昂扬的歌儿，迈着军人的步履，没有镣铐，也少有呵斥。如果忽略押送他们的警察和士兵，忽略他们不同服装背上用油漆大大地写上的“改”字，他们就像某个机关出来义务劳动的干部。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有教养，有纪律。文质彬彬，知书达理。不论是在地里干农活，还是在车间做工，这些同改们个个像劳模一样地努力工作。因为你流的汗水越多，你的刑期可能就会越短。政府奖励那些认真接受改造的人。减刑，就是这些犯人们朝思暮想的勋章。

赵广陵已经服刑三年了，他就像个靠汗水偿还银行利息的还贷者，在岁月的缓慢流淌中屈指掐算自己挣够了多少，还差多少。三年多来他没有一句抱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唯一的牵挂只是家人。入狱第二年正碰上国家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年代，监狱里虽然吃得也不好，但至少还不会饿死人。管教干部甚至说，就是我们饿死了，也不会饿死一个改造的犯人。他们还真做到了这一点。监狱农场圈有大片的土地，里面不但有工厂，还有农田。只要精耕细作不瞎折腾，四季平安轮替，不旱不涝，断乎是不会断粮的。但外面的情况，高墙之内的劳改犯们就只有干着急了。

不过，像赵广陵这样适应生存能力极强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他的谋生才华都会脱颖而出——显然这不是指在西南联大时期学到的秦汉古文，唐诗宋词，也不是指在黄埔军校学到的战役战术、阵中要务、兵法操典，而是1950年后学的那让人交口称赞的木匠手艺，监狱里更需要“赵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木工纪要》，当然没有出版，只是用蝇头小楷手抄了十来本，发给自己的徒弟。那时农场有个农机厂，生产一些拖拉机零配件和农具。厂子里有锻造车间、翻砂车间、木器车间等部门。赵广陵自然是木器车间里的技术骨干了。他们负责为翻砂车间制造木模。但就这么简单的活儿，也让那些服刑的大右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们束手无策。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怎么知道使用刨子？一个惯于敲击琴键的钢琴家怎么抡起斧子叩问一根粗壮的圆木？因此，监狱方把赵广陵从另一个监区调到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犯的监区。“教教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帮他们树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管教干部对赵广陵说。

极右派陆杰尧倒是真心实意地想把自己改造成劳动人民，不仅在行动上，在思想上也努力向劳动阶层看齐。他一月不换内衣，不穿袜子，甚至赤脚在地里干活，他满手老茧和血泡，身上到处是劳动改造的伤痕；他把家里送来的褥子撤掉，抱来一捆干稻草铺在地板上，说是要像劳动人民一样和自己的庄稼亲近，在满是虱子的稻草堆里憧憬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在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里，教授知识分子合该接受改造。不然他们怎么会有右派言论呢？一个犁田的农夫、一个开车床的工人，一个拾粪的老人，绝对不会去批评共产党。因为他们是翻身了的劳动人民。而他这样的人，在旧时代养尊处优，读书做学问，虽然也跟国民党争民主反独裁，但这些斗争手段怎么能用在共产党身上呢？因此，对共产党最衷心的拥戴和支持，就是忘掉自己是一名教授，努力向劳动人民靠拢看齐。他在思想汇报会上说：“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最香，知识分子最臭。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被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或者工人，看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跳蚤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