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儿女共沾巾（第2/4页）

独立团愣是坚守到了黄昏，尽管阵地已经被分割成几小块了，全团拼光是迟早的事情。赵岑命令两个电台兵砸毁了电台，两个小兵边砸边哭，赵岑喝了一句：哭什么？别给我们国军丢脸。

这是让赵岑到敌后以来感到兴奋异常的一仗。他下午时用机枪点杀了两个冲过来的鬼子，鬼子中弹后“哇哇”叫喊的声音都听得见。那一刻他有憋了一泡老尿瞬间被释放出去了的快感。老子战死也值了。

到了该考虑如何去死的时候，赵岑并没有感到有多害怕。他身边已没有人，鬼子的叫喊声从几十米处传来。赵岑还有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手枪。他想还是吞枪自尽吧，杀身成仁，死个全尸。在他已经把枪塞进口里时，忽然侧面枪声大作，一标人马从鬼子的后边杀了过来，在鬼子进攻锋芒稍稍被压下去之际，两个八路军士兵滚进了赵岑的战壕。他们说，赵参谋，快跟我们走。

是穆团长派了一支敢死队把赵岑从火线上救了出来，为此还牺牲了七个士兵。赵岑一辈子都在找这个有些木讷、不苟言笑、打仗鬼精鬼精的江西老表。在他后来参加的内战中，他总觉得对面阵地上一定是穆团长的部队。那个江西老表正眯着眼，把皱巴巴的布军帽一把从头上抓下来，赵参谋，介个鬼佬，搞犀利（什么）东西啊，来来来，坐到吃茶，掐（吃）饭。

“你看你，都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了，怎么又跑了？”周荣不无遗憾地说。从50年代第一次和赵迅见面后，他无数次调阅过自己老同学的档案，但都没有看到他交代过和周荣的生死之交、在晋察冀打游击、投奔延安未果的经历和在八路军里参加反“扫荡”的这些历史。是为了保护他吗？这个狡猾狡猾的老龟儿子，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天亮了，睡意却趁着晨光掩杀而来。周荣发现赵广陵竟然靠在椅子上，低垂着花白的头，左摇右晃地睡过去了。周荣想起他们在那艘死亡快艇上的那个夜晚，两人说着说着话，上下眼皮也打起架来。那时的赵岑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都快要死了，还要打瞌睡。把刘苍璧也逗乐了。在那个年月，死已经对人产生不了什么刺激，许多人生是麻木的，死也是麻木的。现在要是组建个敢死队啥的，是天大个事情，而在当年却太稀松平常。你不敢死，就被别人赶着去死。

周荣参加革命大半辈子，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唯有在赵广陵的问题上，他时常深陷在革命性和人性的矛盾中，并同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他一个干公安工作的老革命，50年代就知道有一个漏网的国民党军官就在自己身边，而且他身份之复杂可疑，历史之扑朔迷离，早就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意。周荣就像一棵无形的大树，把扑向赵广陵的风雨化解到最小，至少不至于淹没了他。但凡老同学相见，少不了一杯浊酒，一场叙旧。但那些年他们就像刚认识的普通人一样，公事公办，仿佛已“相忘于江湖”。有一种大恩是苍天厚土，日月之光，从不用言说。五七年反右开始，周荣神不知鬼不觉地阻挡了赵迅的鸣放文章，让他逃过当右派的劫难；“文革”初期赵广陵再次以战犯之罪名入狱，所幸周荣那时在公安系统说话还一言九鼎。赵广陵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将他从黑牢里“捞”出来的军代表，曾经是周荣的老下属；他也不会知道松山劳改农场几次报上来的镇压名单，周荣都以各种革命的理由将赵广陵的名字“钩”了出去。干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党制定的，策略是执行政策的人具体掌握的。可让你一步登天，也可让你人头落地。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么干是违反革命原则的，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冒险。但他只凭良知和一个人的历史赌一把：赵广陵在旧社会是个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新社会也不会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害处。在他遇见他时，至少他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木匠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甚至在那个木器社安插了一个“眼线”，暗中监视了赵迅两年多，直到1957年赵迅被人揭发出来之前，那个卧底也没有发现赵迅有任何违法之举。

从土改、清匪反霸、肃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时期，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有历史前科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都杀了。但有一条漏网之鱼就像在一潭浑水里闪现了一下，就再也找不到了。根据缴获的敌伪档案上记载，有个籍贯为云南、名叫龙忠义的军统特务，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受训，在抗战时被派回了滇缅战场，但却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战死者的名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里也不见这个人的相关档案。当时肃反机构推测此人即便不死，也可能逃到缅甸去了。此案本来可以存档了结，但1964年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交代说，他50年代在昆明的街头偶然碰见过龙忠义，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同期受训。那天龙忠义一看见他转身就跑，国民党方面那时还想招他重新归队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