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设法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责任（第5/7页）

一个军官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最能够考验他的风格。1987 年春天，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紧张，伊朗人威胁要在波斯湾布雷，而且还真的说到做到了。美国面对威胁的作为之一是让途经波斯湾水域的船舶改悬美国的旗帜，如此一来，这些船舶被水雷损坏就等于伊朗对美国进行了攻击。

海军上将克劳指出：“科威特的‘雷卡号’（Rekkab）油轮改名为‘布里奇顿号’（Bridgeton）。不幸的事发生了，这艘油轮碰触了一枚系留水雷。这一事件代表伊朗已经决定以行动来对美国进行挑衅。所幸，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而且这艘油轮还可以航行。然而，假如触雷的是美国海军的护航驱逐舰，则我们可能损失这艘军舰，并造成严重的伤亡。美国媒体对‘布里奇顿号’触雷事件大加挞伐。其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在对油轮实施护航前没有先派出扫雷舰……我们对船前方水域的巡逻工作不够彻底……我对这些事实无话可说……媒体对此事的抨击似乎也没有平息的迹象……有一天，我告诉温伯格，假如他允许的话，我有办法让媒体不再对这个事件穷追猛打。温伯格问道：‘你要怎么做？’我说：‘我打算告诉他们，“布里奇顿号”之所以触雷，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而犯错的人就是我。我们在该处水域应该部署更多扫雷舰，而且我们应该更详细地分析当时所获得的情报。’温伯格的脸涨得通红，激动地说：‘千万不要那么做。你绝对、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犯了错，否则他们会整得你苦不堪言！’我说：‘好吧。’因此，我并没有对媒体提起此事。”

但是三个星期后，克劳前往圣地亚哥演讲。在演讲结束后，有位当地的记者站起来，咄咄逼人地针对“布里奇顿号”触雷事件，提出了一长串问题。很明显，此举是故意要让克劳难堪。此时，克劳不再听从温伯格的劝告了，他决定承担起责任。他说道：“好吧，让我对这件事作个了结。当时我们都很嫩，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个人犯了错，所以‘布里奇顿号’触了雷。”

克劳后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这位《圣地亚哥论坛报》（San Diego Tribune）的记者以怪异的表情看着我。他可能从来没听过有人这样回答他的问题。他坐下来，不再多言。事后他把我说的话刊登出来，从此以后，媒体再也不提‘布里奇顿号’触雷的事了。通常，诚实的确是最佳对策。我永远记得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打了败仗后的讲话。他最后历经千辛万苦走出丛林抵达印度，这段经历本身就很了不起。他在印度举行记者会时，记者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说：‘我们遭到了敌人的痛击。’媒体非常喜欢史迪威的坦诚应对。简单地说出‘我错了’，胜过千言万语。

“当然，犯了错的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不能说：‘这件事错在总统。’他不能把每一个人都拉进来和他一起受过。他甚至都不应说出‘我们’这个字。他应该说：‘我犯了错，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这是犯了错后，面对问题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只能偶尔使用这个方法，否则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质问道，这个人除了不断犯错，还能干什么事？”

有关高级将领公开认错的最近的例子，是施瓦茨科夫在海湾战争期间做的一件事。当时五角大楼的新闻处长要求施瓦茨科夫为随着国防部长前来战地的记者们举行一场记者会。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和钱尼部长及鲍威尔将军在一起可有得忙的。”结果，折中的办法是，由施瓦茨科夫指派一位“有权代表他”的人来参加记者会。施瓦茨科夫选了卡尔·沃勒（Cal Waller）中将来代替他参加记者会，而沃勒中将调到海湾战区才一个月的时间。沃勒在记者会中捅出了大纰漏。他在回答某位记者有关中央司令部战备状况的问题时，为了表示军方乐于满足人民知情的权利，竟然公开告诉这群记者，美军的地面部队可能在 2 月中旬之前都不能充分具备发动攻击的能力。麻烦的是，这个说法与总统的立场相抵触。总统希望在美国给伊拉克定下撤兵期限之前，能对伊拉克施加压力。

事后，施瓦茨科夫非常担心沃勒会受到处分。他回忆道：

沃勒知道自己搞砸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当时我觉得是我陷他于不义，我非常担心他会受到处罚。在“沙漠之盾”作战初期阶段，钱尼部长就曾因为空军参谋长麦克·杜根（Mike Dugan）上将对记者泄露了军事机密而将他革职。因此，当钱尼部长与鲍威尔将军 1 小时后抵达司令部时，我把他们两人请进了我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