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设法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责任（第6/7页）

我对他们说：“沃勒将军为自己说错话而感到非常难过。但该为这件事负责的人是我，因为他才刚调来本战区，我就要他去参加那次的记者会。”

出乎我的意料，钱尼部长与鲍威尔将军都表示，他们并不是非常在意沃勒将军在记者会中的言论。钱尼部长甚至还开玩笑说：“对敌人释放出混乱的讯息，不见得是件坏事。”

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也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随着联军将伊拉克部队逐出科威特的作战行动发起日的迫近，是否要对伊拉克的生物武器生产设施进行轰炸，成了必须尽快加以决定的事。相当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英国大卫·克雷格（David Craig）爵士对这个问题颇为忧心，在未作决定之前，他曾对鲍威尔说：“作这个决定的风险很大，对不？”

鲍威尔点头同意，接着他说：“进行轰炸行动可能摧毀致病的生物战剂。但是，也可能因此释放出致命的病菌。”鲍威尔将军担心这次轰炸行动可能会危害平民以及所有军事部队的安全。联军了解这个行动的严重性，也了解一旦伊拉克借机展开生物战，我们将无法以牙还牙，因为联军组成国均签署了禁止生物战的条约。鲍威尔最后决定进行轰炸，他说：“关于对生物武器工厂设施进行轰炸可能变成是在散布灾难而非防止灾难一事，我告诉克雷格爵士说：‘假如轰炸所造成的尘埃向南飘移，就怪罪我吧。’”

我采访过的所有军种的参谋长与历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一致认同艾森豪威尔的那句名言：“事情出差错时，自己担责任；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别人。”本人某次在采访大卫·琼斯将军时，他曾说：“假如你不在乎谁会居功，则你将无往不利。事后静下心来回想一下自己的功劳即可。我向来不欣赏那种不请自来，只为了向我陈述他功劳的人。那些想要蒙骗我的人，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我是不会信赖这种人的。”

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我想，最悲哀的事是看到一位能力很强的人，本来前途不可限量，却因为老是在烦恼怎样邀功，而导致一事无成。”

前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格尔曼（Ronald Fogleman）的人格特别值得我们敬佩。1996 年，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某处美军营房遭到炸弹袭击，造成 19 位美国空军人员死亡。国防部长科恩坚持要该基地的空军准将指挥官接受处分，因为他未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但福格尔曼将军反对把这位准将当作代罪羔羊，因此，他在上将任期未满之前，提前办理了退伍。理查德·J. 纽曼（Richard J. Newman）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上撰文评论道：“福格尔曼的离职是在表达一种比他为自己所认定的理念作辩护更具深意、更具爱国精神的原则：即军人服从文人领导的重要性。在当今军方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日增，已经开始令人忧心军方的行事逾越了权限时，他却能以实际行动来强化文人领军的观念。历史学家理查德·康恩（Richard Kohn）表示，最近军中的将领‘比较有意愿玩政治游戏’，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预算、安全策略及其他的重要事务中。”

最后还有一点可用于强调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即艾森豪威尔能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其中一项要素就在于他对本身职务的政治方面所持有的理念。194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他处理达尔朗事件的情形时，曾告诉罗斯福总统：“我认为一位战区指挥官可以自行处理此类事情，用不着把问题丟回给本国政府，然后等待政府的批示。假如一位将军犯了错，我们可以谴责他，革他的职。但是一个政府不能谴责自己，不能革自己的职——在战时，无论如何，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一位将军犯了错，要“下台”的人就是他自己，这是干军人这一行所要面对的现实。

格兰特将军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战时，身为陆军与海军最高统帅的总统须负责选派作战指挥官。他不应该在选派指挥官的过程中感到为难。一旦被选为指挥官，我的责任即在于尽全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假如我钻营职务或透过个人与政治影响力谋取职位，那么我会心虚，不敢执行自己构思的计划，而很可能会等待远处的上级长官的直接命令。靠钻营或政治影响力而谋得重要指挥职位的人，注定要失败。必须要有人为他们的失败负起责任。

“虽然林肯总统与哈勒克（Halleck）将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却一直支持我到战争结束为止。我从未与林肯见过面，但他对我的支持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