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译序（第6/8页）

逃离所有的人际关系：《摩天楼》

“后来，罗伯特·莱恩医生坐在阳台上嚼着狗肉，回想过去三个月里发生在这幢巨型公寓楼中的件件奇事。如今一切都已回归了常态。”《摩天楼》的开篇即充满了心理冲击力。而在漫长的混乱之后，故事的结尾又回到这个“常态”，只不过几百码之外的另一桩公寓楼中，相似的好戏正在拉开序幕。巴拉德在此呈现的一个观点是：故事描述其实并不是遇险和绝境，而是生活，它讲述的情节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末日，而是他们的日常。类似的情节将会在当代社会中不断上演。

巴拉德在谈及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欧年轻人时曾说：“我想，我们在西欧首次看到一代人生活在明智、公正和很大程度上人道的社会之中——铁幕以西的社会民主和全民福利社会——同时对它们深深怀疑，虽然他们事实上认同这些社会的全部价值观念。年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会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免费医疗和丰足的消费品经济，但他们似乎依然怀疑在这一切背后藏着看不见的阴谋。最极端的例子是西德的红军派，其恐怖举动似乎是毫无意义和非理性的。不过，当然，这正是那些举动的意义所在——在一个彻底明智的社会之中，疯狂是唯一的自由。我想我的很多小说——诸如《暴行展览》《撞车》《摩天楼》——触动了这些妄想和绝望的情感。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有着那么多制度化的巨大分离，在那些知识界精英和那些再也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之间，在那些正在进入硅谷的人和那些被留在二十世纪末路的人之间。很多来找我谈论《暴行展览》的年轻人将其视为一部政治作品。对他们来说，我所描述的贪婪的媒体风景是政治剥削的机器。”[34]《摩天楼》所代表的是巴拉德基于群体的创作方向：小型封闭社会的建模。他在余生中朝这个方向进行了大量探索：《可卡因之夜》（1996）、《超级戛纳》（2000）、《千年人》（2003）和最后的长篇《天国》（2006）。

帕迪认为摩天楼被设定在伦敦一片有着非常精确历史契机的区域，它位于市中心边上泰晤士河北岸一处废弃码头和仓储区占据的地方。七十年代的高层公寓建筑是离开市中心迁往“大伦敦”之运动的一部分。随着制造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后者是巴拉德小说中的职业阶层——他们想住到一个属于正在衰亡的市中心同时又和它拉开一定距离的地方。[35]按帕迪的观点，巴拉德反复强调主人公和其他人物迁入高层公寓是为了逃离城市及其居民：“他搬进大厦恰恰是为了逃开任何的情感羁绊。”摩天楼似乎确实提供了这种逃离的功能，正如贡肖雷克在比较《混凝土岛》和《摩天楼》时所指出的：“作为由现代遗留的废渣创造出来的某种废地，岛屿是一片已被异化的地域，其特征是含义和社会关系的缺席。相形之下，高层公寓是被设计出来的场所，一座在城镇规划和市区重建的框架中创造的建筑，但它的几何结构和它与周边环境的分离使之成为一处正在异化的空间。它是一个无法维持本应辅助的社区生活的自足世界，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其设计目的就是服务于生活；其服务对象并非成群成堆的住客，而是分隔开来的逐个个体’。”[36]

和被困孤岛的《混凝土岛》主人公一样，《摩天楼》的居民们在新的生活空间中与同类遭遇之后，便试图建设一种新秩序。帕迪指出了人类宿命性的结局：“巴拉德高层公寓中的居民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们重新创造了阶级或氏族的分裂。他们都是白人，但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概括出了种族分裂。他们也许尝试过逃离曾帮助伦敦进入现代的帝国主义遗产，但最终强化了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和野蛮的帝国欲望，并成为其终极的受害者。”[37]

“最终，摩天楼呈现了所有巴拉德式场所的品质：它被关闭，不再与这个星球的其他部分相关，被它自身的超现实逻辑所遮蔽……这些天空殖民者的精神之旅并非回到‘自然’；它回归的是童年的无抚育状态：‘做出这种和三岁时候没两样的事儿来，长这么大我可真是第一遭了。’生活优裕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兴奋地说道。”[38]艾米斯认为巴拉德笔下受困的人物总是更偏爱他们致命和令人不安的环境，摩天楼的坏分子们很快便被新的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可能性”所定义。

但是，这种新秩序和新可能并不是一群伦敦中产阶级的专利，它很可能正在我们附近的一座高层公寓中酝酿着。“一般来说，想象性的假说都是在我自己脑袋里的四个角落之间测试的，虽然我总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直觉成真。在开始写作《摩天楼》之前，我在布拉瓦海岸罗塞斯的一幢海滨高层公寓住过一个夏天，那儿离利加特的达利之家不远，然后我注意到住在底层的一个法国住户被上层丢下来的烟头激怒了，开始在沙滩上巡逻，用长焦镜头拍摄丢烟头的人。然后他会把照片钉在公寓门厅的告示牌上。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我把它当作给我的想象所开的绿灯。”[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