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第4/7页）

“但山姆大叔并不出面，”有人马上插话，他的态度与指挥官的如出一辙。顺便提一句，地方退伍军人协会的指挥官没有到场。“这并不是政府遇到的麻烦。肯尼迪不会喜欢这样做的。这麻烦是杰弗生镇的，不是华盛顿政府的。”

“那就叫他喜欢，”格雷姆说，“你们退伍军人协会是干什么的，如果不去维护美国和美国公民利益的话？”

“不行，”另一人说，“我看咱们最好别把这事闹大了。不用大张旗鼓咱们照样能达到目的。那样更好些。对不对，弟兄们？”

“好吧，”格雷姆说，“我照你们说的办。可是每个人都需要准备一把手枪。一个钟头以后，咱们再到这儿来检查一下武器装备。每个人都得来这儿报到。”

“肯尼迪会对带手枪这事说什么呢？”一个人问。

“我来对付，”格雷姆说，“一小时后准时到这儿报到，带上随身武器。”他把大家解散了，然后越过静寂的广场朝警长的办公室走去。人们告诉他，警长在家里。“在家里？”他重复了一句，“这个时候？他在家里干什么？”

“吃饭呗，我想。像他那样大的个子，一天得吃几餐饭的。”

“在家里，”格雷姆重复道。他没有冒火，还是那副冷峻超然的神情，他刚才同指挥官打交道时就是这副神色。“吃饭，”他说。他往外走，走得很快。他又一次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在这片安静土地上的这个安静城镇，当人们悠闲地围桌晚餐时，广场上总是清静无人。他到了警长的家。警长立即说“不行”。

“十多二十个乡亲在广场周围转悠，屁股兜里揣着手枪？不不。那不行。我不允许那样做。那可不行。这事你们让我来处理。”

格雷姆又注视了警长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又是步子匆匆的。“好吧，”他说，“如果你想要那么办，我不加干涉，可你也别管我。”这话听来并不像是威胁，说得平平淡淡，没有更改余地，也不带一点儿火气。他继续往前走，走得挺快。警长瞧着他，然后叫了他一声。格雷姆转过身来。

“你自己的手枪也留在家里，”警长说，“听见了吗！”格雷姆没吭气，径自往前走。警长皱起眉头，直瞧到他的身影消失。

当天晚餐后警长回到市中心，他多年来不曾这么做过——除非在紧急的无可奈何的事态下他才在晚饭后回到闹市区。他发现格雷姆手下的人在监狱外面布置了一条纠察线，又在法院门口设了条纠察线，第三条在广场和邻近广场的街道上执行巡逻。他们告诉警长，另有一些后备人员在格雷姆受雇的棉花厂的办公室待命，那儿成了文书室，指挥部。警长在街上碰见格雷姆，他正忙着往各处视察。“小伙子，过来，”警长说。格雷姆站住了。但他并不走过去，警长反而走向他。警长用肥胖的手指拍了拍格雷姆的屁股，说道：“我叫你把这家伙留在家里。”格雷姆不吭气，正眼看着警长。警长叹了口气说：“嗯，要是你听不进去。我想只好另外委派你做特别副官。但是你可不能露出枪来，除非我叫你那样做。听见了吗？”

“当然，”格雷姆说，“要是我没发现有任何必要，你自然也不会叫我掏枪的。”

“我是说，除非我叫你掏时你才能掏。”

“当然，”格雷姆说，平静耐心，立即满口答应，“这是咱俩说好的。别担心。我会去那儿的。”

随着夜幕的降临，城镇逐渐变得安静；电影院的人走空了，杂货店一个又一个关了门，格雷姆的一排人也开始散去。他不反对，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他们变得有点儿胆怯拘谨，处于守势。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又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正因为他们感到怯懦不安，在他冷峻的目光面前问心有愧，他们第二天又会露面，哪怕只是为了在他面前亮个相。也有几个人留下未走。但这毕竟是星期六晚上。两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搬来几把椅子，于是他们玩起扑克牌来。牌一打就是个通宵，虽然格雷姆不时派一个班在广场上巡逻（他自己没参加玩牌，也不准许他的第二号指挥官，队伍中惟一具有相当于这军职的人参与）。这时担任夜间巡逻执勤的人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不过他也没有参加玩牌。

星期日挺平静。扑克牌整天都在静静地玩着，只是在周期性的轮班换哨时才中断。与此同时，教堂敲起悠扬的钟声，教徒们穿着夏日的鲜艳服装，彬彬有礼地聚在一起。广场附近早有传闻，大陪审团将于次日开会。不知什么缘故，一提起陪审团几个字就令人产生神秘、既成定局、无法更改的感觉，使你想起那隐蔽的、警觉的、全能的目光在注意人们的一举一动，这使格雷姆一伙人更坚信自己的假想。人往往会很快糊里糊涂地、难以意料地发生变化。杰弗生镇的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突然对格雷姆刮目相看了；也许还带着一点儿敬畏和一定的信赖，好像他对本镇和这种场合的预见、热忱和自豪感，比他们自己的反应更灵敏，更真切。他手下的人当然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整夜不眠，经历了紧张劳累，放弃了假日，甘愿做出牺牲，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到了如有需要几乎乐意为他卖命的地步。现在他们一本正经，带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情，这神情几乎像格雷姆希望他们穿的土黄色军装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格雷姆希望他们穿军装，希望他们每次回到指挥室时着装更换一新，穿上他梦想的文雅朴素的光荣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