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5/9页）

这正是杭家后人杭得放和他的祖父杭嘉平看似相像实质大不一样的原因。一句话，如果嘉平是希腊，那么得放就是罗马。

如果他们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么，青年杭嘉平的所有努力，在于从那个整体秩序中厮杀出去，以个体的形象冲击社会，以对旧有制度的拒不认可为最高原则，以盗火者为最高使命，以叛逆者为最高荣誉。少年杭得放的所有努力却恰恰相反。他渴望参与集体并打人集体的核心，他是以顺从为手段，以认可为目标的。在他的少年血液里流淌着两种成分：一是热爱，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一切教我们去热爱的事物；二是斗争，斗争帝修反，斗争地富反坏右，斗争封资修，斗争一切教我们去斗争的。热爱加斗争，等于革命。而革命是不用论证的。最远大的终极的东西，是人家早已为我们考虑好的，就像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父母一样，我们抓呗落地，扑通一声，顺理成章地就掉在那只金光灿灿的思想的托盘上了。

所以少年杭得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认同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灵总是绷着一根弦，他担心，恐惧，搅得内心世界惶恐不安。从上中学开始，他就迅速地发现了什么叫阵营，什么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组成的班级中也分成干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每一次都成功地打人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着，都以为别人暗暗地把他划在中间。他恐惧着那种中间的感觉，就像他以为小业主比资本家还差劲，中农比地主还可疑一样，他觉得中间比两边都平庸，而且更危险，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来落在中间的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悬置感有多么可怕。那时他已经知道希腊寓言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他觉得，“中间”就是一把随时会落到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避免落人“中间”这个深不可测的陷讲，他自己努力地在任何地方都出类拔革。考上高一的那一年，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人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他只给几乎混饨未开的妹妹迎霜看过。妹妹是他的崇拜者，她也非常努力，可惜能力有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个中间人物。她无限敬仰地看着哥哥，向他取经说：“有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像你那样的进步呢？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已经进人前十名，但他们还是不给我评优秀少先队员。”

得放一边仔细地叠着申请书，放到贴胸的口袋，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妹妹：“这就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够争第一，第二就不行，一定要第——-除了加加林，谁能记住那第二个登上了月球的人。”

迎霜吃惊地看着哥哥，然后把这段话记在她的小本本上。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糊涂姑娘，严肃而又轻信，每天晚上都用铅笔记录各种各样的人生格言。在有一段人人都吃不饱饭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她坐在床头，突然哭了起来。奶奶黄娜走到她身边，问她是不是饿了。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奶奶，说她害怕美帝国主义。原来学校白天刚刚宣传了国际形势，说美蒋特务可能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常常飞到中国来。迎霜越想越害怕，万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仍原子弹的时候，她却偏偏睡着了、被炸死了怎么办？

黄娜听了哭笑不得，就把她抱到自己的被窝里来，搂着她睡。就在她快要睡着的一刹那，突然又惊慌失措地醒了过来，疑惑地盯着奶奶，问：“奶奶，如果你是美蒋特务，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带你上公安局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黄娜很吃惊，她不明白为什么七八岁的孩子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念头。迎霜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要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吗？”

那是指黄娜出国探亲的事情。说这话不久，奶奶黄娜就真的去英国。大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懂得什么是探亲，什么是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在哥哥得放眼里，她是一个因为缺乏洞察力而犹犹豫豫的头脑一般的姑娘，于是他开导妹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第一，那么就有可能做最后一个了，明白吗？”

迎霜不明白，她继承了母亲性格单纯的那一面，生来不要强，也没有危机感。因此得放便叹了一口气，并想到了他们的父亲。他知道，父亲很好，但父亲的面目总是不清，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左边的还是站在中间的。有的时候，你甚至以为他已经跌入了右边。父亲出国援非之前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政审，那一次，刚刚上初中的得放，甚至以为父亲要像那个小叔方越一样，成为右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