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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着拉里的分享，内心充满期待，他很少说这么多话。我隐约觉得，这回他总算愿意谈心了。或许方才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压抑。演员嗓音抑扬顿挫、节奏明快，如同音乐般，让他摆脱了天生的拘谨。忽然间，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大对劲。拉里方才半开玩笑的问题，我压根儿没有多想，如今却发现手不在桌上，反而已抬离桌面一英寸左右。我大吃一惊，盯着自己的手，发现它微微颤抖，胳膊神经有种诡异的刺痛，抽动了一下，整只手和前臂便自动抬了起来，我既未出力也没抗拒，直到手臂离开桌子有几英寸高，接着完全高举过肩。

“这太奇怪了。”我说。

拉里笑了笑。我把注意力稍稍集中，手臂立即落回桌面。

“真的不稀奇，”他说，“别把它当回事。”

“你刚从印度回来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过一位瑜伽行者，是他教的吗？”

“不是，他很讨厌这种事，我不晓得他相不相信自己有部分瑜伽行者所说的能力，但他认为施展这种能力十分幼稚。”

我们的火腿蛋送来了，因此立刻大快朵颐起来，同时喝着啤酒，没说半句话。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自己则在思考着他说的话。餐后，我点了根烟，拉里则燃起烟斗。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印度？”我蓦然问他。

“凑巧，至少那时是这么想。现在我倒倾向于认为，这是在欧洲住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凡是对我有深远影响的人，几乎都是碰巧遇到的，但回想起来，却好像命中注定，仿佛全是在我需要他们时出现的。我之所以去印度，是因为想好好休息，因为工作得太累了，想把思绪整理整理。我后来在环游世界的渡轮上，找了份打杂的工作。渡轮往东方行驶，通过巴拿马运河，再前往纽约。我当时有五年没回美国了，所以非常想家，但是相当沮丧。很多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初次见面，你也晓得那时我有多么天真无知。我之后到欧洲读了各式各样的书，见了不少世面，但是离心中追求的目标还是很远。”

我想询问这目标是什么，但觉得他势必会一笑置之，耸耸肩说不值得一谈。

“不过，你为什么要去船上打杂呢？你又不是没钱。”我问。

“我想体验体验。我只要觉得精神上的吸收达到了饱和，能学的都学了，此时做做这类杂役就显得特别有用。那年冬天，我跟伊莎贝尔解除婚约后，就在朗斯附近的矿坑打了六个月工。”

就在此时，他向我吐露了前文我已经叙述过的那些遭遇。

“伊莎贝尔甩了你的时候，你很难过吗？”

他开口前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奇异深邃的双眼似乎不是在看我，而是自己的内心。

“对呀，当时我还年轻，打定主意要结婚，也计划好了婚后的生活。我觉得一定会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没想到，自己向往的生活让伊莎贝尔大失所望。我当时真不懂事，否则绝不会这么建议。她当时也太年轻，容易冲动。我并不怪她，但是也没法让步。”

各位读者可能有印象，拉里和农场主人的守寡媳妇发生了那档荒唐事，便连夜逃出农场，前往波恩。我急着想叫他继续说，但晓得必须避免问得太直接。

“我没去过波恩，”我说，“小时候，我有段时间在海德堡上学，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了。”

“我很喜欢波恩，在那里待了一年。我跟波恩大学已故教授的遗孀租了个房间，她和两个已届中年的女儿负责煮饭和家务。还有名房客是法国人，我本来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练习德语。他来自阿尔萨斯而且会说德语，搞不好比法语更流利，而且腔调更加准确。他一身神父的装扮，几天后我才意外发现他是本笃会修士，获得修道院准假到大学图书馆做研究。他学识渊博，外表和印象中的修士一样。他身材高大，有着浅棕色的头发、湛蓝的双眼和红润的圆脸。他很怕生又内敛，似乎不太想跟我来往，不过礼貌倒很周到，同桌吃饭闲聊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有那个时间才会见到他，吃完午餐，他就回图书馆忙去了。晚餐后，房东女儿有一个会去洗碗，我便跟另一个聊天，顺便练习德语，而那房客却窝回自己的房间。

“我在波恩待了一个月后，某天下午，他问我要不要去散个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可以带我去看看附近一些地方，单靠我自己应该不会发现。我自认为很能走路，但是他比我更厉害。那回散步，我们绝对走了至少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的目的，我说来学德文，顺便熟悉德国文学。他说话很有内涵，表示会尽量帮我的忙。从此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了好多年的哲学。我在巴黎读了点哲学，斯宾诺莎、柏拉图、笛卡儿之类，但是没接触过德国哲学家，所以听他谈论这些哲人，我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到莱茵河另一头远足，坐在露天座位喝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我告诉他：‘应该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