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0/13页）

在这一年冬天，卡萝尔不得不一再看到这些节目的演出，总计戴夫·戴尔捉母鸡七次，《我昔日的情人》九次，犹太人的故事和葬礼演说各两次。可现在她却表现得很热心，因为她多么想做一个乐乐呵呵而又心地单纯的人。殊不知这些节目一演完，她跟别人一样感到大失所望，大家又陷入不久前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

他们再也不想寻欢取乐了。他们就开始闲聊天，仿佛在自己的店里和家里一样自然。

那天晚上，本来他们就是打算男女分开的，现在果真照办了。男宾们撇下卡萝尔，走开了，她只好跟一群娘儿们待在一起，而娘儿们总是絮絮叨叨，谈的话题离不了子女、疾病和厨子——恐怕这就是她们自己治家的行话吧。她听后很生气。她记得从前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少妇，坐在客厅里跟聪明的男人们展开舌战。这时候，她原是心灰意冷的，但一想到那些男人们躲在钢琴和留声机之间的角落里正讨论什么事儿，她就又高兴起来了。难道说他们越出了那些女管家的个人琐事的范围，正在讨论什么大道理和大事情吗？

她向道森太太行过屈膝礼，好像雀儿一样啾啾唧唧地说：“我的丈夫干吗一下子就撇下我呀！不行，我要到那边去，揪他的耳朵。”她站起身来，像少女一样向道森太太鞠了一躬。她早已养成易动情感的脾性，所以她总是只想着自己，而且总是表现出孤芳自赏的样子来，她骄傲地、步态轻盈地走过去，坐在肯尼科特的椅子扶手上，所有在座的人仍然注意她，称赞她。

这时，肯尼科特正在跟萨姆·克拉克、卢克·道森、锯木厂的杰克逊·埃尔德、切斯特·达沙韦、戴夫·戴尔、哈里·海多克，以及爱奥尼克银行总经理埃兹拉·斯托博迪等人聊天。

埃兹拉·斯托博迪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他是1865年来到戈镇的。他的长相与众不同，简直跟一只看起来很凶的鸟差不多——又尖又细的鹰钩鼻，海龟那样的嘴巴，两道浓密的眉毛，红葡萄酒色的两腮，银丝般的白发，此外还有一对老是瞧不起人的眼睛。在这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他并不感到十分得意。遥想三十年以前，韦斯特莱克医生、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律师、公理会牧师梅里曼·皮迪和他本人，在当地都是说了算的头面人物。那当然是毋庸赘述的，那年月，医学、法律、宗教和金融这些学科，都是众所公认的贵族化职业，这四个北方佬似乎不分贵贱，很讲民主，常常跟那些敢于追随他们的俄亥俄人、伊利诺斯人、瑞典人和德国人闲聊，实际上则是对他们进行统治。可是现在，韦斯特莱克已到垂暮之年，已经很少抛头露面了。弗利克鲍的生意，八成被一些更活跃的年轻律师抢去了。皮迪牧师——不是现在的皮迪牧师——则早已命归西天。在这个讨厌的汽车时代，埃兹拉虽然还是乘坐他的那套灰色马拉着飞也似的奔驰的马车，不过谁都不去理会他了。戈镇就像芝加哥一样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开商店的是挪威人和德国人。普普通通的商人，却成了社会领袖。卖钉子的和开银行的，都一样是崇高的职业。这些暴发户——克拉克夫妇，海多克夫妇——简直不知自爱。他们的政见是稳健而又保守的，但他们又大谈特谈汽车、猎枪和只有天晓得的一些什么最新的时髦玩意儿。斯托博迪先生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可是他的那幢带有阁楼的砖头房子，至今仍然是全镇最大的住邸。他保持着他的乡绅地位，偶尔在那些晚一辈的人们中间出现，冷眼看着他们，要他们记住，要是没有开银行的人，他们那些俗不可耐的生意，恐怕也就做不下去了。

当卡萝尔有违常规，走过来同男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只听斯托博迪先生大声地跟道森先生说：“喂，卢克，你说，比金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迁到温尼巴戈镇的？是不是1879年？”

“不对！”道森先生很生气地说：“不，他是在1867年——不，我想是1868年——离开佛蒙特的。当时他还在离阿诺卡上游很远的鲁姆河边要求得到一块份地呢。”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斯托博迪先生大声吼道：“他最初住在蓝地县，他和他父亲都住在那里！”

“他们在争论什么呢？”卡萝尔低声在肯尼科特耳边问道。

他回答说：“为了比金斯这个老家伙是有一条英国塞特种长毛猎狗，还是有一条卢埃林种猎狗，他们整个晚上都在争论不休！”

戴夫·戴尔忽然插进来报告一个新消息：“你们知道克拉拉·比金斯两天前来过镇上吗？她买了一只热水袋——还是价钱很贵的热水袋——花了两块三毛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