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3/8页）

她急匆匆地往回跑，来到了乱糟糟的市街上，直到此刻，她心里所向往的，正是大城市的商店橱窗和餐厅里令人炫目的黄色灯光；或是一片原始森林，狩猎人穿着带兜帽的皮夹克，手里拿着一支来复枪；或是谷仓前的一块场地，从那里总是送来一股股热气腾腾的暖流，还不时听到老母鸡和牛羊的喧闹声。当然，绝不是那些灰不溜丢的房子，那些积满了冬天烤火后扔掉的炉灰的院子，那些堆满了脏雪、污泥和冰块的道路。冬天的魅力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在最近三个月里，天气还要继续冷下去，直到明年5月为止。积雪将要越来越脏，人们御寒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差。她心里在纳闷，为什么那些可敬的公民们在严寒的天气以外，硬是还要加上冷冰冰的偏见；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的人们那样，善于娓娓而谈，使自己的心灵感到更加温暖舒畅呢。

她绕着戈镇的四郊走了一圈，还看了一下“瑞典洼地”的贫民窟，只要有三户人家连在一起，其中至少有一户是属于贫民窟的。萨姆·克拉克曾经夸口说过，在戈镇，“你根本找不到像大城市里常有的贫困现象，这儿有的是就业机会，根本用不着救济，谁要是日子过得不太好，那肯定是因为他太偷懒，得过且过”。但是现在，夏日里草木葱绿的面具早已给揭掉了，卡萝尔发现了困苦和绝望。在一间顶上铺着焦油纸，用薄木板搭成的小房子里，她看见洗衣婆斯坦霍夫太太正在灰蒙蒙的蒸汽里干活。她的儿子才六岁，正在屋外劈木柴。那个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系着一条有如脱脂乳一般的蓝色围脖。他手上戴着一副红手套，皲裂了的指骨节从手套的破洞里露了出来。他不时搁下活儿，往指骨节上呵呵热气，无缘无故地哭叫起来。

新搬来的一户人家是芬兰人，把一间废置不用的马厩当作自己的家。一个年过八旬的老汉，这会儿正沿着铁路在拣煤渣。

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觉得，她要是这时慷慨解囊的话，那些自诩为民主国家的独立不羁的公民们，就一定会勃然大怒。

卡萝尔看到了镇上百业兴旺的景象，她的那种寂寞的感觉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铁路调车场上，有一长列货车正在调头；谷仓、贮油罐、屠宰场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奶酪制造厂里，停放着庄稼汉的运货雪橇和一堆堆牛奶罐头；一间奇怪的石头房子，门前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注意危险——此处存放炸药”。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墓碑刻制工场里，有一个一味注重实利的雕刻匠，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小牛皮外套，一面在凿打一块晶光瓦亮的花岗石墓碑，一面在嘘嘘嘘地吹口哨。杰克逊·埃尔德的小锯木厂，散发着松木刨花的清香味儿和用圆锯锯木时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响声。这里首屈一指的企业，是由莱曼·卡斯担任总经理的戈镇面粉公司。尽管这家公司大大小小的窗子上都覆盖着一层面粉，但这里仍然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工人们正在把一圆桶一圆桶面粉推到一辆货车车厢里去，有一个庄稼人坐在两辆雪橇连在一起的长橇上的一包包小麦上，跟一个买小麦的客户争吵不休；面粉厂里，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推动水车的水流还没有结冰，正在汩汩地流着。

卡萝尔在静谧闲适的家里待了好几个月，现在听到工厂里机器隆隆响，感到耳目一新。她恨不得自己也能到这家工厂来上班，真不乐意当什么自由职业者的太太了。

她走回家去，路上经过一个很小的贫民窟。在一间顶上铺着焦油纸的小房子的没有门扉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毛糙的褐色狗皮外套，头戴护耳黑绒帽的男人，一个劲儿地在瞅她。那个男人的脸膛方方正正，看上去很自信，他那狐狸般的褐斑胡子，使人想起了走南闯北的江湖好汉。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手插在旁边的口袋里，嘴里衔着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往外喷烟圈。看他的年纪，大概是四十五岁上下。

“你好，肯尼科特太太。”他拖长调子说。

她想起来了——这人经常在镇上打短工，入冬以来还找他修过火炉呢。

“哦，你好。”她似乎有点儿心绪不安地说。

“我的名字叫伯恩斯塔姆。大家都管我叫‘红胡子瑞典佬’，你还记得吗？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再跟你见见面呢。”

“是……是的，我刚才到四郊去看了一下。”

“别谈啦，真是乱七八糟！没有下水道，也没有人打扫街道。而那些路德会的牧师和天主教的神父，净是代表什么艺术和科学。可是，俺们瑞典洼地里的这些穷哥儿们，日子过得并不见得比你们的弟兄们差劲。谢天谢地，俺们用不着到芳华俱乐部去，像猫儿一样围着久恩尼塔·海多克呜呜呜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