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2/6页)

她去参加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不免有些缺乏自信心。她压根儿不打算再进行任何改革,只是一心希望贤明的长辈们能耐心听取她的建议,改变一下少年读物在书架上陈列的方式。可是,在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开过四次会议以后,她又故态复萌,恢复了自己早先对他们的看法。她发觉,尽管韦斯特莱克、卡斯,甚至盖伊都以自己是读书人感到自豪,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让这个图书馆变成戈镇的真正财富。他们只不过把它利用了一下,通过了一些决议,以后也就石沉大海了。大量出借的,只有亨特的儿童历史故事,玛莎·芬莉的艾尔西丛书,以及由道德高尚的女小说家和精力充沛的传教士所写的最新出版的有关乐天知命的作品。馆务委员会的同仁,只不过对那些矫揉造作的旧书感兴趣罢了。他们根本没有要向青年们介绍伟大的文学作品那种愿望。

如果说卡萝尔因为一知半解的学识而妄自尊大的话,那么,他们至少是自视过高。他们都振振有词地谈到过为了图书馆还得增收附加税,但是他们谁都不乐意冒着惹起公众不满的风险去积极争取,何况现在图书馆里的经费少得可怜,扣去了房租、劈柴、电灯等费用和维利茨小姐的薪水以后,每年只剩下一百块钱用来买书。

后来又发生了短缺一角七分钱的事,使卡萝尔更加心灰意冷了。

有一次,她在馆务委员会上高高兴兴地提出了一个计划。她开出了一张书单子,其中包括最近十年内欧洲出版的三十部小说,另外还有二十本有关心理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重要书籍,这些书在图书馆里都是付之阙如。肯尼科特已经答应捐出十五块钱。如果每一位馆务委员都同样肯出钱,买这些书就不用发愁了。

莱曼·卡斯听了大吃一惊,使劲儿搔自己的后脑勺,抗议说:“我觉得,要馆务委员们捐钱,开了这个例子很不好,哼,这么一点儿钱,我倒是并不在乎,不过,这种做法太不公平,我们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我的天哪!我们是替大伙儿尽义务,他们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给我们呀!当然总不能指望我们自个儿掏腰包来买这个差使吧!”

只有盖伊脸上露出赞同的神情,伸出手来摸摸那张松木桌子,半晌一言不语。

散会以前,他们大动干戈地调查公款怎么会短了一角七分钱这个问题,马上就把维利茨小姐叫来了。她花了半个来钟头,怒咻咻地给自己辩白。那一角七分钱,几乎是一分钱一分钱地加以复查核对,来回穷折腾了一番。卡萝尔看着那张写得工整可爱、就在一个钟头前还使她感到高兴的书单子默不作声。她为维利茨小姐感到难过,可是更多的是为她自己难过。

在她任职的两年期间,卡萝尔总是定期参加会议,后来维达·舍温被任命为馆务委员,接替了她的职位。此后有关图书馆的改革工作,她就再也不去想它了。她的单调乏味的生活,照旧没有变化,当然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谈了。

肯尼科特做地产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可是因为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告诉她,她也并不见得十分高兴或激动。其实,真的叫她感到激动不安的,还是肯尼科特的决定,那次他既像低声耳语,又像脱口而出,既有丈夫的体贴心情,又有医生的冷静头脑,突然对她宣布说,他们现在“应该有个小孩了,现在他们也养得起了”。好多年来他们都一直认同“暂时不要小孩,看来也无妨”,所以没有小孩在他们看来就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她害怕生小孩,可心里又想得发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犹犹豫豫地点头同意了,可是心里又有点儿后悔。

在他们俩的关系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不久她就把这件事儿也给忘得一干二净。她的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漫无目标。

只要每天下午肯尼科特到镇上去,卡萝尔就独自一人闲坐在湖畔消暑别墅的门廊里。湖面上波光粼粼,四周的空气懒洋洋的。她禁不住浮想联翩,梦想着在风雪弥漫的第五条街上,有穿梭不绝的小轿车,五光十色的商铺橱窗,还有一座颤巍巍的大教堂的尖塔;一间茅屋搭建在贫民窟附近的河边淤泥地上,由一些奇形怪状的木桩支撑着;巴黎的一套宽敞高雅的豪华房间,门窗上都有垂饰,还有一座阳台;令人心醉的山岭子;在马里兰州,位于山间溪水和悬崖绝壁之间的峰转路回的地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头磨坊;光秃秃的高地上到处是羊群,偶尔也有阳光的阴影一掠而过;一座码头上,起重机轰隆轰隆地正在给来自布宜诺斯艾里斯和青岛的大轮船卸货;慕尼黑的一家音乐厅里,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正在演奏——是呀,他正在为她演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