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冬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事儿干。在铺子里，我跟原先那样，干各种打杂的活。这些杂活占去了我整个白天，晚上才有点儿空闲。我重念一些自己很不喜欢的《涅瓦》和《莫斯科报》上的小说给老板一家人听；到了深夜我才读点好书和试着写写诗。

有一天，女人们都出去做彻夜弥撒了，老板则因身体不舒服留在家里。他问我：

“彼什科夫，维克多笑你，说你好像在写诗。真的吗？那么，念给我听听！”

我不好意思拒绝，便给他念了几首诗。显然，他并不喜欢这些诗，但还是说：

“写吧，写吧！也许你会成为普希金。你读过普希金的诗吗？”

是埋葬家神，

还是巫婆嫁女？

“在他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有家神，诗人自己自然是不信的，只是说着玩罢了！是的，老弟，”他沉思地拖长声音说，“你应该去上学，可惜已经太迟了！真不知道，你将来要怎样生活下去……你那个本子可要藏好，不然我们家那两个女人要找你麻烦的……要笑话你的……老弟，女人嘛，就喜欢这个——干些令人伤心的事……”

最近一段时间老板变得沉默寡言了，老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常常胆怯地左顾右盼，铃声也会让他吃惊，有时为了一点小事，便病态地大发脾气，对着大家大喊大叫，并从家里跑了出去，深夜才醉醺醺地回来……可以感觉得出，他生活中发生了除自己外谁也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并且伤了他的心。他现在活得没信心，胡乱地混日子，照例地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节假日，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我便在外面闲逛，傍晚我就坐在雅姆斯克街的酒铺里。店老板是个胖子，老是出汗，很喜欢唱歌，几乎所有教堂合唱团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都聚集到他这里来。为了唱歌，老板请他们喝伏特加、啤酒和茶，这些歌手几乎都是酒鬼，而且是没有什么情趣的人，他们只是为了喝酒勉强地来唱唱歌的，而且唱的都是教堂里的圣歌。由于笃信宗教的酒客认为在酒店里唱圣歌不合适，所以老板便把他们请到自己房间里唱。因此我只能隔着门听歌。不过酒铺里也请一些乡下农民、工匠来唱歌。老板还亲自走遍全城去请唱歌的人。在赶集日，他便向赶集的农民打听会唱歌的人，请他们来唱歌。

歌手总是坐在柜台旁的椅子上，头顶上就是伏特加酒桶，他的脑袋映在桶底上，就像是套在一个圆框子里。

这些人中唱得最好的是一个又小又瘦的马具匠克列绍夫，他常常唱一些特别好听的歌；他精神委顿，一张像是被揉皱了的脸，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鼻子像死人一样闪着亮光，两只睡意蒙眬的小眼睛一动不动。

他有时会闭上眼睛，后脑壳靠在桶底上，挺起胸膛，用轻轻的，却能胜过一切的男高音快速地唱起来：

嘿，洁净的田野洒满了浓雾，

浓雾盖住了远去的道路……

这时他站起来，腰部靠在柜台上，身子往后仰，抬起脸冲着天花板，动情地唱道：

唉，我走向何方，去往何处，

哪儿是我宽广的道路？

他的声音虽小，却是孜孜不倦，像一根银色的琴弦把酒铺里喑哑的、浑浊的嘈杂声缝接起来了。忧郁的歌词、呻吟声和叫喊声震慑了一切人，连醉鬼都变得惊人的庄重，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前面的桌子。美好音乐总是激起我强有力的感受，神奇地触动我的心灵的深处，我的心胀得快要破裂了。

酒铺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歌手则像是善良的神父，他并不说教，但他却真正全心全意地虔诚地为全人类祈祷，为贫苦的人类生活的全部悲哀发出有声的思念。长满胡子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望着他，而一些野性的脸上则若有所思地闪烁着孩子们的眼睛。偶尔会听到一声叹息。这就很好地见证了歌曲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觉得，这才是真正人的生活，而大家却过着虚伪的、虚构的生活。

屋角里坐着一个大脸盘的女商贩，名叫雷苏哈，是一个放荡的娘儿们，不要脸的妓女；她脑袋埋在肥胖的肩膀下面，在哭泣，泪水悄悄地洗刷着她那无耻的眼睛。离她不远、重重地靠着桌子的是阴郁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他是一个毛发浓密、又高又壮的青年男子，像一个被革出教门的助祭，大眼，醉脸；他望着自己面前的酒杯，举着它，正要往嘴里送，却又把它放回桌子上，小心地不出一点儿声音；不知为什么不能喝了。

全酒铺的人都默然不动了，好像在倾听早已遗忘了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亲切而又宝贵的声音。

克列绍夫唱完歌之后便谦虚地坐在椅子上。店老板敬他一杯葡萄酒，微笑着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