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像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奥西普在我的心目中也变得高大了，遮住了所有的其他人。他身上有一种与司炉工很相似的东西，但同时他又让我联想起外祖父、经学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和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牢记在我记忆中的所有的人，同时他自己又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就像铜锈腐蚀铜钟一样。可以明显地看得出，他有两种思想状态：白天，在人群中间劳动的时候，他的活跃的、简单的思想是比较务实的，比较容易理解的，可是在休息时或晚上同我一起进城去找那个卖煎饼的女朋友时以及晚上睡不着觉时，他的思想就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街灯的灯光一样，是多方面的，它们都很亮，可就是不知道哪方面才是它的真面貌，也不知道这些思想的哪一面才是奥西普最接近和最珍贵的。

他好像比以前我见过的一切人都聪明得多。我围着他转，和围着司炉雅科夫转的心情是一样的——想了解这个人。可是他很滑头，绕来绕去，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藏在哪里呢？他身上什么东西才是可信的呢？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藏在哪里？你去找吧，现在就去找呀！”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还有比自尊心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是弄明白这个老头子。

虽然难于捉摸，但他很坚定，好像再活一百年他还会是这个样子。在惊人的动摇分子中间，他仍能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本色。经学家也同样给我这种坚定的印象，但他的这种印象让人有点难受，而奥西普的坚定却不同，它更使我感到愉快。

人们的摇摆性过于引人注目。他们那种从这一立场跳到另一立场的变戏法似的跳跃，我已司空见惯，所以对这些无法解释的跳跃也就见怪不怪了，它已悄悄地熄灭了我对人们的热切兴趣，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飞速地驶来一辆散了架的四轮马车，车座上坐着满脸阴沉的喝醉了的马车夫，他留着大胡子，没戴帽子，嘴唇破裂，直打酒嗝。醉醺醺的格里哥利·什希林四肢摊开在马车里躺着，一个肥胖的红脸的姑娘挽住他的胳膊。姑娘戴着一顶草帽，上面系着红绸子和樱桃珠子，手里撑一把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挥动着洋伞，摇晃着身子，大笑大嚷道：

“鬼东西！市场不开市，还休息，可是他却把我带到市场上来！”

精神颓丧、衣冠不整的格里哥利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含着眼泪对我们这些观众宣称：

“我下跪了——我犯了大罪！我脑袋一热，就犯下了罪，成了这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对。诸位，你们就饶恕我吧！我要请大家吃饭。他说得对，我们只活一次……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姑娘们大喊大笑，跺着双脚，把套鞋都跺掉了。马车夫则阴郁地喊道：

“快上车，我们要往前开了！哈尔拉梅，我们走，马站不住了！”

这是一匹又瘦又弱的老马，满身是汗，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一情景显得有点儿可笑。格里哥利手下的工人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望着打扮起来的女人和那个傻乎乎的马车夫，也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福马一人没笑。他站在铺子门边，和我在一起。他嘟哝道：

“跟母猪搞上了……他家里还有老婆呢，一个挺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催着要走，姑娘从车上下来，把格里哥利抱回车上，放在自己脚边，摇着洋伞喊道：

“走吧！”

工人们善意地嘲笑了自己的工头，同时也羡慕他。后来福马吆喝了声，大家又开始干活了。显然，福马不高兴看到格里哥利那副可笑的样子。

“还是个工头呢！”他嘟哝道，“不到一个月就要收工了，我们就要回乡去了，他却熬不住了……”

我为格里哥利感到遗憾。他竟和那个挂樱桃珠子的姑娘搞在一起，荒唐得实在令人生气。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格里哥利·什希林能当工头，而福马却是他手下的工人呢？

福马是一个结实、白净的小伙子，卷头发，鹰鼻子，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灰色聪明的眼睛，他不像一个庄稼汉，如果好好地把他打扮一下，他简直就是一个良好家庭的商人儿子。他是一个沉静的人，不爱说话，很务实；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当了工头的会计；他会做预算，善于监管伙伴们按期完工，不过他自己却不大乐意干活。

“你一辈子也干不完所有的活。”他平静地说。对于书，他蔑视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编造出来，这没有啥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