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6页）

康熙九年（1670），为生活所迫，也由于朋友，宝应县知县孙蕙的邀请，蒲松龄离开了家乡，去孙蕙那里做幕宾。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山东。此行虽然为时很短（前后不过一年多），但对蒲松龄的生活、思想的影响却很重要，使蒲松龄由一个只知吟诗写八股文的书生开始面向社会，接触社会。在帮办孙蕙的公务中，蒲松龄具体而微地了解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观察到吏胥差役的刁猾凶恶的伎俩，对于人民生活的疾苦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状况，蒲松龄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时他的《聊斋志异》已经开始创作，或者起码着手准备了。他在诗作《感愤》中写道：“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也见之于他的《途中》诗：“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他在《聊斋志异·莲香》篇的“附记”中更是明确地说：“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馀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

蒲松龄在江南期间游历了许多地方。他游淮阴，凭吊霸王祠，泛邵伯湖，登北固山，游历了扬州，“始知南北各风烟”。对于江南民俗的调研了解，给《聊斋志异》叙述有关南方的故事注入了活力。《青蛙神》、《五通》、《晚霞》、《王桂庵》等篇之所以具有那么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和风采，得力于他的江南之行。

南游期间，蒲松龄结识了一个名叫顾青霞的歌妓（后来成为孙蕙的侍妾）。她会唱曲，善吟诗，蒲松龄很欣赏她的吟诵技巧，称赞说：“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特意为她选了百首唐代香奁诗供她吟诵。我们从《白秋练》、《连琐》等篇中都可以看到那个爱吟诵诗歌的少女的影子。蒲松龄和她的关系很深，顾青霞死时，蒲松龄写诗悼念：“吟音彷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感情是很真挚的。

蒲松龄在宝应的幕宾生活只一年多就结束了，因为他要参加乡试以图上进。康熙十年（1671）的夏末秋初，他辞别孙蕙，回到了淄川。

由于生活的逼迫，蒲松龄回乡不久就开始了教书生活。大约在33岁，他来到毕际有家当了家庭教师。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的儿子，在清朝做过扬州府通州知州，同当时的新贵、大诗人王渔洋是姻亲，是淄川的头等乡绅。他的家有“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等园林，藏书也很多。毕际有兄弟子侄都喜欢吟咏，喜欢与文人交往，对蒲松龄很尊重。他们与蒲松龄写诗唱和，有的人甚至还参与了《聊斋志异》的部分创作。所以，蒲松龄在毕家教书觉得很满意。可以说，蒲松龄一生中的教书生涯基本是在毕家度过的，《聊斋志异》也基本是在毕家完成的。这一时期是蒲松龄一生中生活最贫穷，精神最苦闷，同时也是最富于孤愤精神，创作精神最为旺盛的时期。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40岁。于《聊斋志异》仍在创作过程之中却又已成规模之际，他写了《聊斋志异》序言，序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展现的《聊斋志异》的追求，体现的是蒲松龄中年的心路历程和此一阶段《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序言强调《聊斋志异》有着现实的劝惩和明确的批判目标，也流露出蒲松龄生计的窘迫，在科场中怀才不遇，渴望知己的创作心态。

蒲松龄51岁那年（1690），他参加乡试再一次失败。在夫人的劝说下，他终止了这种既无谓又无望的拼搏。

在进入知天命的年纪时，蒲松龄的家境渐渐好起来。58岁那年（1697），他的“聊斋”落成了，不过当时不叫“聊斋”，而叫“面壁居”。因为那房子实在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两个凳子，一进屋就得“面壁”。

在毕家坐馆的空闲时间里，蒲松龄除了继续撰写、润色《聊斋志异》外，还陆续写了许多直接为家乡农民服务的通俗读物，像《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历字文》等。他在《农桑经》序言中说，“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要“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这见出晚年蒲松龄对农业的重视，反映出他同农民在思想上的进一步接近。

大约在蒲松龄63岁的时候，毕家为了庆祝毕际有的夫人王太君八十大寿，买了一个会唱俚曲的瞎女专为她说唱解闷。瞎女的到来，使得本来就喜爱创作俚曲的蒲松龄非常高兴，他的俚曲有了演唱者，又由于每年要祝寿，也就有了较多的听众。从1702年庆祝王太君八十寿辰到1710年蒲松龄撤帐离开毕家，是蒲松龄创作俚曲最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