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5/6页）

强烈的抒情性所带来的诗一样的品格，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性所具有的趣味色彩，浓厚的民俗所反映的深刻的民族心理，使得《聊斋志异》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风行天下，万口传诵”，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同白话小说中《红楼梦》一样，崇高不二，无出其右。

三

此次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是底本问题。

《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抄本系统，一个是印本系统。抄本系统包括1950年冬在辽宁省西丰县发现的蒲松龄誊录的《聊斋志异》本、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乾隆年间黄炎熙抄本、1962年在山东淄博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等。印本系统最早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清代以至民国所有各种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在蒲松龄誊录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的基础上，广泛参校它本，出版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这个版本校订精详，可谓集当时已知各种版本的大成，虽然因后来陆续发现“二十四卷抄本”、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异史》本等而略显不足，却奠定了《聊斋志异》各种新版本的基础。本次整理的版本以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聊斋志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订，改正了一些错字、错误标点，并吸收了近年来在《聊斋志异》版本校订上的新的学术成果。如卷一《焦螟》“假怍庭孙司马”，据《山东通志》、《清代职官年表》改为“假祚庭孙司马”。卷十一《张氏妇》“遂乘垣入高粱丛中”，依据发现的抄本改为“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卷八《黄将军》据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补上了附则，《梦狼》据《异史》本补上了另一则附录，卷九《张贡士》删去“高西园云”一则等。

本书的整理工作由题解、注释、白话译文三部分组成。

题解，实际就是批评。批评所要求的“一是灼见，一是审美能力”。虽然本书的题解长短不一，不拘一格，有的着重于思想倾向，有的着重于艺术表现，有的着重于本事追溯，有的着重于考订辨析，而一言以蔽之，是祈望求真。但求真不易，对于伟大的作家作品的求真尤其不易，这不仅在于我们与伟大的作家作品在理解和欣赏上存在着距离，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在于从心理上往往过于迷信，习惯于仰视。本书的题解，当然首先强调的是作品的好处，指出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但也努力尽学识之力所能及，指出作品的谬误和不足之处，这容易招来佛头着粪之讥，但既然是批评，也就无所避忌。另外，《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题解尽量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就本篇谈本篇，而是把各篇勾连串合，形成一个整体，构筑体系，引导读者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聊斋志异》。

相对于题解，本书的注释和白话翻译相对轻松了一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蒲松龄在世的时候，《聊斋志异》就有了评点和注释，除了为人熟知的唐梦赉和高珩的序言外，从单篇作品而言，王渔洋可谓是最早的评点和注释者了。当然，系统地为《聊斋志异》评点和注释是从吕湛恩和何垠开始的，而目前通行的则有朱其铠和盛伟的注本。本书的注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参照，有所提高，有纠正处，也有补充处。纠正处，如卷一《叶生》中“中亚魁”，通行本一般注为：“亚魁：乡试第二名。”卷三《阿霞》“今科亚魁王昌”，亦注“乡举第二名”。按，亚魁应为第六名。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新科举人……第一名解元，第二名亚元，第三四五名经魁，第六名亚魁，馀曰文魁”。卷七《梅女》“贝丘典史最贪诈”，通行本在注释中认为贝丘指博兴县。按贝丘，即淄川古地名。据明郭子章《山东郡县释名》卷上：“本汉般阳县，刘宋贝丘县，隋置淄川，改贝丘为淄川县。”蒲松龄《赠酒人》诗中有“白坠声名满贝丘”之句也可为佐证。之所以蒲松龄用不为人知的贝丘指代淄川，是因为《梅女》篇影射当代时事的缘故。再如，卷九《张贡士》篇之“张贡士”，青柯亭本引高西园一则附记，认为指张在辛，通行本注释也认为指张在辛。按，此张贡士不应指张在辛，而应指张在辛的父亲张贞。《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三《经籍考十三》载：“张贞字起元，号杞园，安丘人，康熙壬子拔贡，官翰林院孔目。”张贞与蒲松龄颇有交往，《蒲松龄集》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题张杞园远游图》、《邹平张贞母》等诗文均可以旁证。补充处，如卷一《耳中人》“谭晋玄”，通行本无注，据丁耀亢有《送谭晋玄还淄青，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一诗，称“谭子风尘里，潜居有化书。鲁门疑祀鸟，濠水乐知鱼。道气鸿蒙外，玄言汲冢馀。幻形何处解？羽蜕近清虚。万物归无始，吾身患有终。神游方以外，天在道之中。客老苏耽鹤，人归列子风。茫茫沧海上，何处觅壶公。”知谭晋玄是一个痴迷道家修炼的名士，蒲松龄所记并非空口无凭。再如，卷二《海公子》“东海古迹岛”通行本无注。按古迹岛，又名谷积岛，为崂山东侧之海岛。清乾隆《即墨县志》“山川”：“谷积岛，县东南五十里，内多耐冬。”同治《即墨县志》“岛屿”：“谷积岛，县东南百二十里，上多耐冬。”等等。有时《聊斋志异》注的难点不在于典章制度、地名人名、故典民俗、荒僻的字词上，而是在看似不经意处，化用典故了无痕迹之处上。比如卷六《刘亮采》狐狸回答刘亮采的询问时说：“只在此山中。闲处人少，惟我两人，可与数晨夕，故来相拜识。”连续化用了贾岛《寻隐者不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陶渊明《移居二首》中语。如果单纯从字词的角度，因为通俗易懂，可以不出注，但若从欣赏和研究的角度，此处则应该出注，唯有出注，才可以见出蒲松龄文字之美和功力之深。如果说本书的注释较之前人的纠正处和补充处较多的话，不敢贪天之功，除了小部分来源于整理者随处留心，大部分应归功于近期学人研究的新成果，这也是在注释领域，后人一般永远居上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