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3/8页）

在大都会，友善是金；你必须十分聪明，才能找到既热情好客又严加防范的窍门。知道什么时候去爱，什么时候放弃。要是不知道的话，到头来你会失去控制，或者被身外的什么东西控制住，去年冬天那件棘手的案子就是个例子。常言说得好，福兮祸所伏，没有什么是安全的——连死人也算在内。证据是，维奥莱特公开袭击的恰恰就是葬礼的主角。还差三天就到一九二六年了。一大群善于思索的人看到了征兆（天气、数字、他们自己的梦），相信形形色色的毁灭就要从此开始了。这个丑闻就是一道启示，戳穿不忠之举，警醒良善之辈。我不知道究竟谁更有野心——是末日预言者还是维奥莱特——可论起对未来的展望，谁也不是迷信者的对手。

维奥莱特搅乱葬礼的那年冬天，停战已经整整七年了，第七大道（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一条街，为时装业中心。）上的退役军人仍旧穿着部队发的大衣，因为他们买不起同样结实的衣服，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时自吹自擂的身体遮个严严实实。八年之后，在维奥莱特出洋相的前一天，雪落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上就一动不动了，等着给地窖里变冷的炉子运煤的马车来轧实。在头顶上那些五层公寓大楼以及楼宇之间窄小的木房子里，人们互相敲着门，看看别人缺些什么，或者能给自己弄点什么。一块肥皂？一点煤油？一些鸡油或者猪油，好给汤再添点滋味？谁家的丈夫预备好去瞧一瞧哪家商店还开门？还有没有时间把松节油加在妻子们写好后交给他的单子上？

那么冷的天，呼吸都很难受，然而，在大都会过冬不管多少问题他们都能忍受，只要能安安稳稳地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离小精灵和他们琢磨出来的东西远远的，那就比什么都值；这儿的人行道不论有没有积雪覆盖，都比他们出生的那些小镇的干道宽敞得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可以站在车站上，坐上有轨电车，给司机一个五分镍币，想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不过，你是不会愿意到处乱走的，因为在你住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教堂、商店、聚会、女人、男人、邮筒（可是没有高中）、家具店、街头自动售报机、卖私酒的馆子（可是没有银行）、美容院、理发店、有自动点唱机的小酒吧、运冰的马车、收旧衣服的、台球厅、露天食品市场、彩票销售机，以及所有你能想象出来的俱乐部、修道会、工会、社团、兄弟会、姊妹社和协会。当然啦，为了服务，路都踩秃了，还有些小道在一个团体的成员侵入另一个团体的领地时被磨得溜光，那个地方一定出了什么稀奇古怪、动人心魄的事情。电闪雷鸣、把人吓个半死的那种。能让你砰的一声打开软木塞，把冰凉的玻璃瓶嘴直接对到自己的嘴上；能让你发现危险又铤而走险；能让你坚持战斗直到倒下，不论匕首捅没捅到自己身上都能含笑面对。只要看到这一切，你就会感觉棒极了。同样，知道你自己所在的大楼里，妻子们给丈夫开了一张单子，让他去找一家开业的商场；知道床单不能在下雪天挂出去，只好像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主日学校舞台上的幕布那样搭在厨房里，你的感觉也棒极了。

在这儿，年轻人并不怎么年轻，而且根本没有人到中年这回事。六十岁，甚至四十岁，对任何人来说就足够麻烦的了。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岁数，或者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就无所事事地看热闹，好像什么事都是星期六五分钱三场的电影。要么，他们就去管别人的闲事，尽管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人家做什么也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爱听自己说话，还爱看那些挨训的人心烦意乱的面孔。我听说过几个例外。有些老人并没有因为有孩子可打就扇他们耳光，他们把力气节省下来，准备用到什么要紧的事情上去。最后一次带着微笑和小礼物去求婚，或者把爱心奉献给一个可能离了他们就挺不过去的老朋友。有时候，他们一心一意地照顾厮守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在夜里陪着他们，让他们高兴，给他们拿必需的东西。

可是在莱诺克斯那边，在维奥莱特和乔·特雷斯的公寓里，房间就像一个个蒙了布的空鸟笼子一样。一个死去姑娘的脸成了一件夜里必需的东西。他们两个轮番掀开被子，从下陷的床垫上爬起来，踮着脚走过冰凉的亚麻地毡，到起居室里去凝视家里看上去唯一活着的东西：壁炉台上的相片，里面一个大胆的、不笑的姑娘正在盯着你。如果踮脚过去的是被孤独驱使、从老婆身旁来的乔·特雷斯，那么那张脸就不抱希望、不带悔意地盯着他；因为她的脸上没有谴责，他才从睡梦中惊醒，迫切渴望她的陪伴。没有手指指着他。她没有把嘴角向下撇，怪罪他。她的脸平静、慷慨而又甜蜜。可如果踮脚过去的是维奥莱特，相片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那姑娘的脸看上去又贪婪、又傲慢，而且非常懒惰。一张脸就像牛奶桶上荡漾着的奶油一样，那种人是说什么也不肯干活的；那种人，从别人梳妆台上拿东西，要是给人发现了，脸都不会红一下的。一张鬼鬼祟祟的脸，那种人，你就是把叉子摆到她的盘子旁边，她还要溜到你的洗碗池那儿冲洗一通。一张内向的脸——看见的全是自己。它说的是，你在那儿，是因为我在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