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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他，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一切让我在树林里比在城里更舒服。周围要是有道篱笆或者栏杆我就会紧张。人们认为我是那种永远受不了城市的。堆起来的大楼？水泥路？我？饶了我吧。

“一八九三年我第三次改变。那时维也纳烧成了一片废墟。白纸花了太长时间完成的事，红彤彤的火焰很快就解决了：废除所有契约；腾空每一块田地；那么快地把我们从自己的家里清除出去，我们只好不停地从县里的一头跑向另一头——不然就没处跑。我们走走干干，干干走走，我和维克托利赶十五英里路到了巴勒斯坦。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维奥莱特的。我们结了婚，在泰勒尔附近的哈伦·里克斯那里成了家。他的地是全县最糟糕的。维奥莱特和我给他种了两年的庄稼。土地耗尽了，石头成了最大的收获，我们就吃我打猎打到的东西。然后里克斯老头受不了了，就把田产和我们欠下的债都卖给了一个叫克雷顿·比德的人。在他手里，债务从一百八十美元涨到了八百美元。利息，他说，还有我们从百货店买来的化肥和材料——他付钱买的东西——他说，价格都上涨了。维奥莱特一边要侍弄我们自己的地，一边还要种他的地，而我从贝尔到克劳斯兰到歌珊，没完没了地干活。有时候砍伐松树，主要用锯机。花了我们整整五年时间，可我们都还清了。

“然后我找到一个为‘南方天空’号铺铁路的工作。我当时二十八岁，已经习惯了变化，所以在一九○一年，当布克尔·T在总统家里吃了个三明治时，我又胆大包天地做了一件事：决定给自己买一块土地。我像个傻瓜似的，以为他们会让我保住它。他们用两片我从没见过、也没签字的纸就把我们赶了出去。

“我第四次改变了，那是在一九○六年，我带着妻子去了罗马，一个离她出生地很近的小站，乘上‘南方天空’号去了北边一个小站。他们让我们在四节不同的车厢里来回挪了五次，就为了遵守《吉姆·克劳法》（指一八七七年美国重建时期结束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开始之前，在美国南部实行的种族隔离法律。）。

“我们住在旧金山观乐区的一个火车公寓里。维奥莱特去做佣人，我从给白人擦皮鞋到卷雪茄烟，什么活儿都干；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对着我们念书，我们就卷烟卷儿。我晚上收拾鱼，白天清理马桶，直到我干上了端盘子的工作。我还以为这回总算一劳永逸了，谁知第五次改变来了，我们又离开了臭气熏天的马尔贝里街和‘小非洲’，后来又离开了老鼠吃肉的西五十三区，搬到了上城。

“到那时，所有的猪和牛都不见了，过去是小窝棚农庄（规模同我想买的农庄压根没法比）的地方，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房子。从前，一个黑人单是在那儿闲逛就会被人一枪打死。他们建起了一幢幢成排的房子，还有一幢幢有着大院子和菜园子的独立的房子。那时正是大战前夕，整街整街的地方都让黑人住。挺好的。不像在下城。这些房子有五六个房间；有的有十间呢，你要是一个月能出五六十美元，就可以弄上一套。我们从140街搬到莱诺克斯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些浅肤色的房客想把我们拒之门外。我和维奥莱特就跟他们斗，当他们是白人一样。我们赢了。然后坏日子就来了，黑人房东和白人房东都为了提高房租跟黑人斗，对我们来说还凑合，因为我们得住在五个房间里，尽管我们中间有的人租出去两间。那些大楼就好像画上的城堡，我们从一开头就负责清理所有人的垃圾，比谁都知道该怎样保持整洁。搬到哪儿我们都养鸟养花，我和维奥莱特。我自己上街拾粪来给花儿施肥。我还保证门面和屋子里头一样整洁。我那会儿在旅馆里干活。比在餐馆里跑堂要好，因为在旅馆里得小费的门路更多。工资挺少的，可小费掉进我手里就像十一月的山核桃一样快。

“房租一涨再涨，商店把上城的牛肉价钱翻了倍，白人的肉价却稳住不动，这时我找到了一个在附近兼职卖‘克里奥佩特拉’牌化妆品的工作。有了那个，再加上维奥莱特辞去白天班、光做头发，我们过得蛮不错的。

“然后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天，那些白人把那个烟斗从我脑袋周围夺去以后，我又成了全新的我，因为他们差点儿杀了我，跟好多人一道。那些白人中有一个有良心的，没让别人当时把我就地解决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引发了那场暴乱。可能是报纸说的，可能是跟我一起工作的跑堂说的，也可能是吉斯坦说的——有个集会，他说，他们给白人们发出了请帖，邀请他们来看一个黑人被活活烧死。吉斯坦说来了几千个白人。吉斯坦说那件事让每个人都义愤填膺，要是那次残杀没有做到，那么别的什么也会做到。他们在大战期间把大群黑人弄来干活。南方的白鬼发火了，因为黑人正在离开；北方的白鬼发火了，因为黑人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