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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2]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3]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4]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5]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6]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7]，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