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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希望你不是在捉弄我。”我说。

“我没有。”那个人说。

“我指的是那两张船票。”刚才在码头上，他已经把两张船票又放回口袋里去了。

“没有，”那个人说，“我没有捉弄你。”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那就是我讲的那个地方。这会儿它还开着。我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顾客全是外国人。他们会以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上船之前正在庆祝我们在葡萄牙的最后一夜。”

这个地方属于夜宵餐厅一类的场所，有一小方舞池，还有一个露台，原是为旅游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吉他，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露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无尾晚礼服。我们在露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从那里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继续活着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就是讨论问题我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