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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我去找海伦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一位克劳泽先生谈话，据她介绍，这是德国领事馆的一个人员。我一进去，她跟我用法语讲话，称我为雷诺阿先生。克劳泽把她的话给误解了，用拙劣的法语问我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儿子。

“海伦笑了起来。‘雷诺阿先生是打日内瓦来的，’她说，‘可他会讲德语。不过，他倒是一个十分崇拜雷诺阿的人。’

“‘你喜欢印象派的绘画吗？’克劳泽问我。

“‘他甚至还有些收藏品咧。’海伦说。

“‘我有几幅画。’我说。把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得来的遗物变成了收藏品，似乎又是海伦的一个新的奇想。但是，既然她有过一个奇想使我免于关进集中营，那我就扮演下去吧。

“‘你知道瑞士温特图尔的奥斯卡·赖因哈特的收藏品吗？’克劳泽和蔼可亲地问道。

“我点点头。‘赖因哈特有一幅梵高的画作，我愿意拿我一个月的生命去交换。’

“‘哪一个月？’海伦问道。

“‘梵高的哪一幅画？’克劳泽问。

“‘《精神病院的花园》。’

“克劳泽微微一笑。‘一幅了不起的杰作！’

“他开始谈起绘画来了，当他把话题转到卢浮宫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进去，多亏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受到的教育。海伦的策略，我现在懂了。她试着不让克劳泽认出我是她的丈夫或是一个流亡者。德国领事馆不怕向瑞士警察局检举揭发。我感觉到克劳泽是想刺探出我跟海伦的关系，这一点她一开始就知道了，现在，她替我虚构了一位妻子——吕西安娜——和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说是钢琴弹得好极了。

“克劳泽的眼神从这一个转到另一个的身上。他利用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建议再约会一次——为什么我们不在湖边一家小饭馆里吃一顿午饭呢？那里的鱼可美味呢——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绘画的人，着实不太寻常咧。

“我同样热情地答应了——我很高兴等我回到瑞士的时候再来一次约会。那将在四到六个星期以后。他惊奇了：难道我不住在日内瓦吗？我告诉他，我是日内瓦人，却住在贝尔福。因为贝尔福是在法国，他就不太容易到那边去打听。分手的时候，他经不起诱惑，还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海伦和我是在哪儿遇见的呢？这样两个志趣相投的人——那可不太寻常咧。

“海伦瞟了我一眼。‘在医生那儿，克劳泽先生。有病的人往往更加志趣相投，比起’——说到这里，露出一缕恶意的微笑——‘那些健康的人，他们健康得简直只有肌肉，没有神经，连他们的脑袋里面都是这样。’

“克劳泽听着海伦的嘲讽，露出一丝狡猾的笑意。‘我了解，女士。’

“不让海伦抢先，我问：‘眼下德国人是不是把雷诺阿看成颓废的艺术了？不用说，肯定还有梵高。’

“‘我们当中的行家是不会的，’克劳泽说，又狡猾地瞅了一眼，打门里溜出去了。

“‘他来干什么啊？’我问海伦。

“‘来侦察呗。我原想警告你不要来的，可是你已经出来了。是我弟弟派他来的。我多么憎恨这一切哪！’

“盖世太保那黑影一般的手臂，已经伸过边界，来提醒我们眼下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克劳泽要海伦在她方便的时候到领事馆去一趟。不是什么急事，只是她的护照得去盖一个新的戳记。出境签证之类的东西。这件事之前被忘记了。

“‘他说这是一项新的规定。’海伦说。

“‘他胡说，’我答道，‘这个我知道。这些事，流亡者往往会得到风声。要是你去了，他们很可能会拿走你的护照。’

“‘那我就成了像你一样的流亡者了？’

“‘是的。除非你决定回去。’

“‘我要待着，’她说，‘我既不想去哪一个领事馆，也不想回去。’

“这件事我们从前没有谈起过。这是一个决定。我没有吱声。我只是瞅着海伦。在她背后，我看见天空，公园里的树木，还有一条闪闪发光的狭长湖水。在明亮的晨光里，她的脸黑黝黝的。‘你用不着负责，’她不耐烦地说，‘你没有说服我这样做，这跟你毫不相干。即使你不在了，我也不会回去的。现在，你是不是满意了？’

“‘是的，’我说，既惊奇又相当惭愧，‘可是，我不是在想这个。’

“‘我知道，约瑟夫。因此，咱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永远不要再谈了。’

“‘克劳泽会回来，’我说，‘或者别的什么人会来。’

“她点了点头。‘万一他们发现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会来找麻烦的。咱们干吗不到南面去呢？’

“‘咱们不可能去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警察跟纳粹的盖世太保关系太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