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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一直到夜半更深才算清静下来。‘你还记得那座小别墅吗？’海伦问。

“‘我记得，却仿佛是人家告诉我似的，’我说，‘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别人在那儿住过一般。’

“她瞧着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她说，‘每一个人，他心里总有好几个人。个个都不一样。有时候，其中的一个独行其是，主宰了一会儿工夫。随后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她朝我转过脸，露出一种催促的神色。‘不是吗？’

“‘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几个人，’我说，‘我总是一成不变的这副老样子。’

“她使劲地直摇头。‘你错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忘了它吧。瞧窗台上的那只猫。还有那只傻头傻脑的鸟。一点危险都没发觉。那个自得其乐的受骗者！’

“‘那猫永远抓不到它。它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

“海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谁愿意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啊？’

“将近早晨，我们醒来了。看门人又是叫，又是骂。我把衣服统统穿好，准备逃跑，开出门去，却不见什么警察的踪影。‘血！’那个女人尖叫着。‘她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吗？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只好去找警察了。这原来就是好心的下场。人家就利用你的好心嘛。还有她欠我的那五个星期的房租！’

“别的房客聚集在门廊那灰蒙蒙的光里，朝我们隔壁那间屋子里张望。有个六十岁的女人，割断腕关节上的静脉自杀了。血顺着她的床边流下来。‘找个医生去。’拉赫曼说。他是从法兰克福逃来的难民，在马赛靠贩卖念珠和圣像过活。

“‘医生！’看门人气呼呼地说。‘她死了都快几个小时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让你们大家住进来，竟然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找警察去。他们会把你们一大批人抓走，反正不干我的事。还有那张床——我怎么把它弄干净啊？’

“‘我们会把它弄干净的，’拉赫曼说，‘可是，不要去把警察找来。’

“‘还有她的房租呢？她的房租怎么办？’

“‘我们来筹集，’一个穿着红色和服晨衣的老妇人说，‘我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地方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可怜了她，她反而利用我的好心。至少，她要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就好啦！’

“那看门人仔细翻检了一遍。一只灯泡，发出一缕淡黄色的光。床底下有一个便宜的纤维板手提箱。看门人在铁床那没有血的一头跪下，把它拉了出来。在她的条纹便服下面，那个撅起的屁股叫她看来好像是一条肮脏的大虫子正在朝猎物猛扑过去。她把手提箱打开。‘什么也没有！净是些破烂。破鞋。’

“‘瞧这儿！’那个穿红色晨衣的老妇人，指着一只小盒子说。她名叫卢齐厄·勒韦，她在黑市上出售人家丢掉的袜子，还修补破碎的瓷器。

“看门人把小盒子打开。在一块作为衬垫的桃红色棉花上，放着一根很细的链条和一只镶着一块小宝石的戒指。

“‘金的吗？’看门人问。‘一定是镀金的！’

“‘金的。’拉赫曼说。

“‘如果是金的，’看门人说，‘她早在寻短见以前就把它卖掉了。’

“‘人不是因为饥饿就会卖掉所有东西，’拉赫曼平心静气地说，‘那是金的，一点不假。而且那块小小的宝石还是块红宝石。至少要值七八百法郎呢。’

“‘别引我发笑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卖掉。’

“‘还来哄骗我吗，呃？啊，不会是金的，我的朋友，你找错门道了。’

“她只能去招呼警察。那是回避不了的。这时候，难民房客都不见了。他们大多数开始每天的活动——到领事馆去等候，或者试着去卖掉一点东西，或者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余的人就到最近的教堂里去。我们在拐角上布置了一个人进行望风，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道路畅通[78]。教堂是安全的。

“弥撒正在进行。过道里坐着一些穿黑衣服的女人，弯腰曲背，活像一个个黑乎乎的小丘。蜡烛在无动于衷地燃烧，风琴在弹奏，火光在举起的金色圣餐杯上闪耀，这圣餐杯里盛着基督的血，就拿这点血，他拯救了世界。世界被引向了何方？它被引向流血的宗教战争，宗教的盲目信仰，宗教裁判所的严刑拷打，对行巫者的搜捕，以及对异教徒的火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仁爱的名义干出来的。

“‘咱们干吗不到火车站去？’我问海伦。‘那儿要暖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