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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不过还得稍等一下。’

“她走到讲台下面一张靠背长椅旁边，跪了下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祈祷和向谁祈祷，可是我却想到了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等候她的那一天。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人，这个人一天比一天让我更觉陌生，但也让我更觉接近。现在，她仿佛再一次从我这里闪开，溜到一个王国里去，那里所有的名字都被忘掉，那里只有黑暗，也许还有某些属于黑暗的难以言明的法条。她抵制那个黑暗的王国，她回来了，可是跟我曾经试图相信的不一样，她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到底谁属于谁呢？再说，属于一个人，这一个属于那一个，那一个又属于这一个，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可怜的幻觉，一种常规的俗套？她一次又一次，像她说的那样回来这么一小时，回来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回来这么一个夜晚。而我呢，常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被准许查账的审计员。这个无法理解的、不幸的、倒霉的、心爱的人儿，不管她爱怎么干，喜欢告诉我些什么，我只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知道这也还有其他的名字，一些廉价的、方便的、轻蔑的名字——但是，它们只适用于其他的情况，适用于那些把自私的欲望错当作还愿匾的人。寂寞需要有人做伴，不问这个做伴的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也许会孤单，可是你绝不会寂寞。

“‘你祈祷是为什么？’我问道，随后又觉得很后悔，我不应该这样问。

“她古怪地瞅了我一眼。‘为一张美国签证。’她这样回答，可我知道她是在撒谎。说不定恰恰相反。我寻思了一会儿——她对我那个美国计划的消极抗拒，常常给我深刻的印象。‘美国吗？’有一天夜里她说。‘你到美国去做什么？干吗要跑得那么远？等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又会有另一个美国你要赶去了，随后还会有另一个，这你不知道吗？’她不愿意再有什么改变。对未来的一切信念，她都已经放弃了。正在毁灭她的死神，也不想跑开。它控制着她，正像一个活体解剖者那样，在观察着一个又一个器官，一个又一个细胞被改变、被破坏，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跟她玩着残酷的假面游戏，这同我们在别墅里那次天真的化装游戏没有太多的差别。一分钟又一分钟，这个用那颤巍巍的眼神觑着我的女人，可能对我满腔憎恨，或者满怀热爱。有时候，她是一个抱着令人伤心的勇气输了钱的赌徒；有时候，她又是满心的渴望和绝望。可是她毕竟总是一个人，从黑暗中出来，她只能回到我这儿，对此，她在最后的、英勇的、惊惧的战栗中觉得很感激。

“望风的人走了进来，报告大家说警察已经撤走了。

“‘咱们本应该去博物馆的，’拉赫曼说，‘那儿有暖气。’

“‘这里也有博物馆吗？’一个驼背的少妇问，她丈夫已经被警察抓走，她等了他有六个星期了。

“‘当然。’

“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死去的施瓦茨。‘你想去吗？’我问海伦。

“‘现在不想去。咱们回家吧。’

“我不要她再看到那个死了的女人，可是她一定要去。我们到家的时候，看门人已经平静下来了。大概她已经把那根链子和那只戒指估了价吧。‘可怜的女人，’她说，‘这一下她连个名姓都没有了。’

“‘她难道没有证件吗？’

“‘她有一张sauf-conduit [79]。警察到来之前，别人通过抽签把它拿走了。抽到签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矮小女人。’

“‘那很好。她什么证件也没有。我可以肯定，死了的女人不会在意的。’

“‘你们想去看看她吗？’

“‘不啦。’我说。

“‘想。’海伦说。

“我跟她一起进去。那女人的血已经不流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难民妇女正在替她揩身。她们把她如同雪白木板一样翻过来，她头发披散着，一直拖到地板上。

“‘快出去！’她们当中有一个用嘘声轰赶我。

“我走了出来。海伦留在那里。过没多久，我就回去找她。她独自一个人站在狭小屋子里的床脚旁边，直愣愣瞪着那张苍白凹陷的脸，有一只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走吧。’我说。

“‘原来就是这副样子，’她喃喃地说，‘他们打算把她葬在哪儿？’

“‘我不知道。总是在埋葬穷人的地方。如果要花钱，看门人会向大家募款的。’

“海伦没有搭腔。寒气从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她什么时候下葬呢？’她问。

“‘明天或者后天。说不定他们还要解剖一下尸体呢。’

“‘为什么？难道他们还不相信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