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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像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他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际的假长发，这像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我的兄弟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们家的食客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师。在我们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修道会会长科拉迪娜·迪·隆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我们的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几个月前，柯希莫满了12岁，我8岁；我们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几个月。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希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我们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勤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信徒，其实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古板性格，他对己对人的苛刻态度，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无边的痛苦和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是他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饭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拾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吃腻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啧啧舌头，好像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第二道莱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瓢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

而如今呢，同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边，家庭里的积怨显形了，这是童年中不幸的篇章。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不停地对我们唠叨，要用刀叉吃鸡啦，身体要坐直啦，胳臂肘不要靠在桌子上啦，简直没完没了！还有我们那位讨厌的姐姐巴蒂斯塔，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就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

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累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8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的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并不坏。他讨人厌是因为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是常见的事情。时局的动荡也引起许多人的内心激动，我们的父亲却同那犹如锅中沸水一般的形势背道而驰，不合常轨。他竟妄想获得翁布罗萨公爵的爵位，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争斗和联合。

因此，在我们家里过日子总像是在进行应邀上访朝廷的大演习，我不知道是奥地利女皇的宫廷还是路易国王的皇宫或者都灵的那些山民的官殿。一只火鸡端上桌，父母就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按照宫廷里的规距切割和剔骨，而神父连味道也不敢尝，以免当场出乖露丑，他好在父亲训斥我们时帮腔。后来，我们发现了律师卡雷加骑士弄虚作假的底细：他将整条大鸡腿藏入他那土耳其式长袍的下襟里，以便过后躲在葡萄园里随心所欲地撕啃着享用。我们敢发誓说（虽然我们从来没能当场捉住他，他的动作太机智敏捷了）他来吃饭时就带了一满兜已经剔好的碎骨，用来放进他的餐盘子里来代替那几块完整无缺地消失了的火鸡肉。我们的母亲女将军不管这一套，因为她在进餐时也使用生硬的军人方式：“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儿！好！”我们谁也不觉得好笑。但是她对我们不太讲究那些繁文褥节，也不严加惩处，她用练兵场上的口令狠助男爵一臂之力：“擦脸！”唯一能够怡然自乐的是住家的修女巴蒂斯塔，她用她独有的外科大夫手术刀式的一些锋利的小刀，孜孜不倦地将鸡肉仔细地从骨头上一丝一丝地剔净。男爵本应将她树为我们的楷模，却不敢朝她看，因为她那在浆过的女帽的宽边之下的瞪大的眼睛，她那黄瘦的耗子般的小脸上咬紧的牙齿，也令他害怕。由此可以懂得饭桌成了暴露我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互不相容的场所：也是显示我们的一切愚蠢和虚伪的地方。正是在饭桌上发生了柯希莫的造反行动。关于这件事情我要讲起来话就长了，可以放心的是像这样盛大筵席似的餐桌在我哥哥的生活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