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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明白你要讲的话，”露西尔说，“我不知道她今年是否会更用功。也许会也许不会。没办法和她正经讨论实际性的事。那些对她而言无关紧要。”

“她在成长中，”法兰西先生说，“教育事关重大。露西，什么是真正让你觉得要紧的？”

我耸了耸肩。法兰西先生学我耸了耸肩。“那就是我指的，”他说，“态度问题。”

“她还没搞清什么是对她要紧的。她喜欢树。也许会成为植物学家或什么。”

法兰西先生怀疑地审视我，“你想当植物学家吗，露西？”

我说：“我想没有。”

法兰西先生叹了口气，起身，放下粉笔。“以后你必须学会自己发言，自己思考，这点不容置疑。”

露西尔定睛看着我的脸。“她有她自己的一套。”她轻声说。

那是露西尔和我在学校唯一一次共度的时光。我不时看见她，可她躲着我。她加入一群女生，在家政教室吃午饭。我在但凡能找到有足够空间容我坐下，但不会显出我想挤进某个团体或对话的地方吃午饭。我一边吃一边看书。午餐难吃极了。我简直咽不下去，像是在吊着脖子的同时试图吃下花生酱三明治。去上拉丁语课是一种解脱，课上，我在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位置，按照字母顺序分配到的。作业本身成为一种避难所，我变得整洁细心，但有时急得冒汗，想跑回家，看看房子是不是空了。当我能够把思绪再度集中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上时，心感释然，甚至愉快。一两个月后，法兰西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他很高兴听说我的态度有了实际转变。他的桌角上摆着厚厚一叠我整洁、满分的试卷。那时我对态度这类东西的构造一无所知，现在仍一无所知，若说我有一种态度，说这种态度变了，让他满意的话，我不会反驳。但事实是，我喜欢拉丁语课胜过午餐，胜过做白日梦。那年秋天，我害怕独自去湖边。

西尔维时常在湖边。有时，她回家时口袋里有鱼。她会把鱼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挖出腮里的碎棉绒，连头一起煎炸，蘸着番茄酱吃。露西尔变得越发挑剔了。她靠吃蔬菜汤和鲜干酪过活，独自在果园、门廊或她的房间里用餐。西尔维和我一同吃晚饭，坐在黑暗里，我们静默不语。西尔维把露西尔的缺席视作责难或回绝，为之伤心，这显而易见，因为她根本没有故事讲给我听。“今天很冷。”她会咕哝一句，脸转向幽蓝的窗户，眼睛圆睁，缺乏神采，像盲女的眼睛一样。她的手会互相摩挲，做出缓慢的取暖动作。骨头，骨头，我思忖，在血肉制成的精美护鞘里，宛如最好的手套。她的手修长，她的颈部修长，她的脸颊瘦削。我不知她是否可以得到温暖和营养。假如我去握住那双骨头一样的手，能把暖意挤进去吗？

“还剩一些汤。”我会说。

西尔维会摇摇头，不用了，谢谢。

有一晚，我们就那样坐着，露西尔穿了她在学校缝纫室做的一条杏色连衣裙，去参加舞会。她把校服外套披在肩上，未把手伸进袖子，道了声“晚安”，出门到路边去等约会对象。当露西尔关上身后的门时，屋子显得很空。我独坐着，望着西尔维，她仿佛将定在那儿，永远不动。“我有好东西给你看，”西尔维说，“我发现的一处地方。那儿真的美极了。小小的山谷，夹在两座山丘之间，有人在那儿建了一座房子，种植果树，甚至动手开挖水井。在很久以前。可那道山谷很窄，而且是南北走向，所以几乎照不到阳光。一直到7月，地上的霜整日不化。有几棵苹果树还活着，可只有我的肩膀那么高。如果我们现在去那儿，整座山谷都在霜的覆盖下。霜很厚，踩上去时草地发出爆裂声。”

“在什么地方？”

“北边。我找到一艘小船。我实在看不出那是有主人的船。有一个桨架松了，但没有严重的漏水，或压根儿不漏水。”

“我想去。”

“明天？”

“不行，明天我得温习功课。”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星期一去。我可以给你写张假条。”

“星期一我有测验。这是我明天得温习功课的原因。”

“那就换一天。”

“好。”

“你现在要去温习功课了吗？”

“我得写一篇读书报告。”

“写什么？”

“《王子与贫儿》。”

“我对那本书没太多印象。”

“很好看。”

西尔维说：“我应该读点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读了。以前我一直很爱读书。”

我上楼去自己的房间，她跟在我后面上来。她看见衣柜上的《艾凡赫》，躺到床上露西尔睡的那一侧，把书举在脸的上方。西尔维躺着时，没有一丝蜷缩或伸展之态。即便在睡觉时，她的身体仍维持拘谨的姿势，那是一个人在公园长椅上睡觉时所习得的，而且她多半不脱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