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

我觉得也许我应该再讲一下有关勋爵阁下对犹太人的态度问题，原因是，我意识到反犹太主义这一问题在这些日子已变得非常敏感。特别重要的是，请允许我清除那凭空臆造的、阻止犹太人进入达林顿府职员队伍的栏栅。由于这一无中生有的断言非常直接地涉及我自己所管辖的范畴，那我就有绝对的权威来对此进行驳斥。在我为勋爵阁下工作的所有岁月里，我的职员队伍中曾有过许多犹太人，而且我要更进一步地说明，他们从未因为其种族之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如果说这种种荒谬可笑的说法不是非常荒唐地来源于三十年代初期那短暂、而又并不重要的几周里的话那时卡罗林巴尼特夫人曾对勋爵阁下施加过某种不同寻常的影响那么任何人的确都无法为这些谬论列举出具体的例证来。

巴尼特夫人是查尔斯巴尼特先生的遗孀，那时四十来岁她很有风韵，有人也许会说她是位颇具魅力的女士。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智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乐衷于打听她在宴会上就某些当代重大问题是如何使这位、或是那位颇有学识的绅士无地自容的。在，年夏季的许多日子里，她定期出现在达林顿府，与勋爵阁下度过了许多时光。他俩常在一块儿深谈，特别是就某一社会或是政治方面的实质问题。据我的回忆，也正是巴尼特夫人领着勋爵阁下到伦敦东区最贫穷的地方进行了多次“有导游陪同的考察”，考察期间，勋爵阁下曾访问了许多在那些年确实正饱受极度困苦的家庭。具体点讲，巴尼特夫人极有可能曾在促成达林顿勋爵越来越关心我国的穷人方面做出了某种贡献。既然如此，那就不能说她的影响曾完全是消极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她也曾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黑衫党”组织的成员，而且在那个夏季为数不多的几周内，勋爵阁下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也略有几次接触。也就是在那几周内，在达林顿府内发生了几件完全属于偶然的事件，于是现在便有人设想，那些个事件势必为那些荒诞无稽的断言提供了根据，可此根据却不足取信于人。

我将它们称为“事件”，可其中一些却特别的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今天仍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晚宴上，席间曾提及某家报纸，我偶然听到勋爵阁下说：“哦，你是说那份犹太人的宣传报刊。”这之后，在那段时间里的另一场合，我记得他交待我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我迄今对这些话仍不可忘怀，因为它们当时确实让我感到很吃惊，勋爵阁下在此之前对犹太种族可从未表露过诸如此类的敌对情绪。

在这以后，当然就是那个下午在勋爵阁下把我叫进他书房所发生的事。刚开始，他只是和我进行了极为一般性的交谈，询问一下府内一切是否正常之类的问题。而后他说道：

“史蒂文斯，我最近一直在反反复复地思考。确实是在反反复复地思考。我现在已得出了结论。我们达林顿府的职员中不能有犹太人。”

“是吗，老爷？”“史蒂文斯，这样做对这府第有好处。这也是从呆在我们这儿的客人的利益出发。史蒂文斯，我对此已作过仔细的调查，我现在是让你了解我的决定。”

“非常清楚了，老爷。”“那就告诉我，史蒂文斯，目前我们职员中就有几位，对吧？我的意思是，几位犹太人。”“我相信目前的职工成员中有两位可以列入那个类别，老爷。”“啊。”勋爵阁下停了一会儿，眼睛凝视着窗外“。那么，你当然得让他们离开。”“您说什么，老爷？”

“史蒂文斯，这的确令人很遗憾，可我们别无选择。这是考虑到我的客人们的安全与安宁。你大可放心，我对这事已认真考查过，而且对此也曾彻彻底底地思索过。这对我们绝对是最有益的。”

事实上，所涉及的那两位职员均是女仆。然而，倘若在未事先将情况告之肯顿小姐就已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是十分不恰当的，于是我决意就在当天夜晚在她的起居室里与她喝可可饮料时将此事告诉她。有关每日工作结束时与她在起居室里会面的情况，我在此或许应该说上几句。说实话，那些会面的基调绝对都是有关工作的尽管有时我们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讨论一些不相干的话题。我们规定这样会面的理由十分简单：我们发现各自的生活都经常是那么地忙碌，忙得在若干天之内我们都竟然没有机会去交换一下哪怕最基本的信息。于是我们达成共识，这种情况已严重危害了管理工作的顺利进展，因而有必要每日工作结束时在肯顿小姐的私人起居室里一块儿花上一刻钟左右的时间，这可谓是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我必须再次重申，那些会面主要都是属于工作性质；比如说，我们也许会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详细讨论出计划来，要不然就会商议如何安置某位新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