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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他早期的小说大都以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为主题，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同时，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回国以后，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与多数热衷评价斗争胜负的学者、理论家不同，大江把关心的重点放在这场斗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认为，斗争不会一直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生活将恢复平静，但安保斗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

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31

就在这一时期，大江尝试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杀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在政治方面。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龚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在大江的文学道路上，这次和萨特的会面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他们关系的重建。自此，对于大江来说，萨特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遥远的经典式存在，跨越漫长的时空，他们走进了同一时代氛围。面对同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明显存在歧异，但大江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萨特的特殊思想魅力。32 所以，会面以后他仍然关注着萨特的活动和著述。萨特常常成为他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参照，反观自身、自我反思时一根锋利的针。在写于1964年的《面对饥饿垂死的孩子，文学有何效用？》33 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确表述。这篇文章介绍了法国《世界报》登载的萨特采访录，以及另外两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依布·贝尔吉对萨特的批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的目的与功用展开，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萨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学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承认：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恶心》一类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萨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工作提出的严峻质疑。而反弹也就由此而发生。另外两名法国作家，特别是依布·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明确地主张：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他甚至希望因此而能够得到饥饿垂死的孩子的谅解。

大江之所以重视这场围绕萨特展开的论争并专门撰文予以介绍，显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学理论方面的兴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状态有关。这篇介绍文字的发表时间，正好和《个人的体验》的出版时间重合于同一月份，如何面对“垂死的孩子”，对大江本人而言，既是严峻的现实生活主题，也是严峻的文学主题，尽管他已经做出了明确抉择，但诚如《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所说，大江深知小说的结尾并非一般所谓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而只是“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