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的士兵

为了避开午间的酷热，今天一大早我就步行去了银行。我早去也是为了赶在银行开门的时候到达，这样可以引起银行职员的注意。我之所以要引起注意，是因为他们又弄错了我的结算单。我对他们说，我还能够做加减乘除，不像他们那些老是出错的机器。他们像餐馆服务员一般笑容可掬，但心肠却像在厨房里向你点的汤里吐口水的跑堂那样坏。我总是要求见银行的经理，可经理总是“会议”不断，而我最终总是被推给一个皮笑肉不笑的年轻职员。看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他还真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大富翁呢！

在银行那种地方我感到受人鄙视，因为我口袋里的钱不多，也因为我曾经家财万贯。当然，我并不曾真正拥有过钱财。起初它是属于父亲的，后来又是理查德的。然而，人们却硬把钱财看成是我的，如同那些在案发现场的无辜者被看成罪犯一样。

银行大楼拥有数根古罗马风格的柱子，似乎在提醒人们：“恺撒大帝的东西应当还给恺撒”，就比如说那些荒唐的服务费用应该还给客户。对我来说，哪怕两分钱我都会把它放在短袜里塞到床垫底下；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向钱这东西泄愤。但我想，当我死后一定会传出这样的消息：一个古怪的老疯婆被人发现死在一间陋室中，屋里堆满了几百只装猫食的空罐，还有夹在发黄的报纸中五元一张的数百万美元的钞票。不过，我无意成为当地吸毒鬼和两眼布满血丝、手指抽搐的外行窃贼的注意目标。

从银行出来，我又去市政厅周围逛了一番。市政厅的钟塔是意大利式的；双色的砖墙是佛罗伦萨式的；旗杆看来需要油漆一下了；那门野战炮曾经在法国的索姆战场使用过。竖立在那里的两尊青铜雕像都是由蔡斯家族出钱制作的。右边的一尊是祖母阿黛莉娅请人雕制的，它的原型是帕克曼上校——参加过美国革命在提康德罗加港最后决定性一仗的老兵；这个地方现在属于美国的纽约州。我们不时会碰到一些糊涂的德国人或英国人，甚至是美国人——他们在镇上逛来逛去，寻找当年战场的遗址。最后，有人会告诉他们：你们弄错了地方，弄错了国家。你要去的是美国那边的提康德罗加。

当年，帕克曼上校开拔他的部队，越过边界，为了纪念他那场失败的战斗而有悖常理地将我们这个镇命名为“提康德罗加”。（这也许并不少见，许多人对他们自己的伤疤有一种纪念兴趣。）这尊铜像中的帕克曼上校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一把剑，大有要冲进旁边的牵牛花坛的气势：一个轮廓分明的男子形象，有一双坚毅的眼睛，下巴留着一小撮尖尖的胡须——雕塑家们所塑造的骑兵领袖的模样大多如此。没有人知道帕克曼上校究竟长什么样，因为他生前并没有留下有关他形象的图文资料。这尊雕像是到一八八五年才立的，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艺术的独裁。

在草坪的左面也有一个牵牛花坛，花坛旁的一尊雕像同样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疲惫的士兵”。他衬衫的上面三个扣子开了，脖子向前下倾，就像是准备挨刽子手的斧子似的。他的军服凌乱不堪，头盔歪戴着，身子靠在一支老爷枪上。他看上去永远年轻，永远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立在战争纪念碑的顶部，皮肤在阳光下泛出绿色的光芒；鸽子在他脸上留下的粪便仿佛是他的眼泪。

这尊“疲惫的士兵”雕像是我父亲负责的一项工程。它由女雕塑家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制作，因为她受到安大略艺术家协会战争纪念委员会召集人弗朗西丝·洛林的大力举荐。当时，地方上有些人反对菲茨西蒙斯小姐担当此任；他们认为女人做这样的雕塑不合适。然而，父亲的气势远远盖过了其他潜在的赞助者的意见。他反问道：洛林小姐本身不就是个女人吗？父亲由此也引来了一些不恭敬的议论。谁知道他在搞什么鬼？这类话还算是客气的。父亲私下里说，谁承担费用，谁就可以拍板。别的人都是些吝啬鬼，他们要么把钱掏出来，要么就认输。

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小姐不仅是位女艺术家，她还是个年仅二十八岁的红发女郎。她开始频繁地光顾阿维隆庄园，与父亲商量有关设计的事宜。他们会在书房里商量讨论；起先，是开着门的，后来门就关上了。起先她被安排在二等客房中就宿，后来就住进了最好的客房。不久，她几乎每个星期都来此度周末，她住的房间也被看成“她的”房间了。

父亲似乎比以前开心了，当然酒也喝得少了。他派人将外面的场地收拾干净，至少看起来像个样；他还让人将车道重新铺设一下；“水妖”号也被刮去锈斑，重涂油漆，整修一新。有时候还会举行一些非正式的周末聚会，客人都是从多伦多来的卡莉斯塔的艺术家朋友。这些艺术家（这些人的名气也许不为如今的人们认可）并没有穿小礼服或西装，却穿着V字领的套衫。他们在草坪上马马虎虎就餐，谈论艺术的精妙；抽烟、喝酒、争论，煞是热闹。女艺术家们在浴室中用了太多的毛巾，无疑是因为她们从来没见过如此舒适的浴缸——这是瑞妮的理论。而且，她们的手指甲肮脏不堪，还放在嘴里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