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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都在脖子上套着一台照相机，从火车里走下来。让-马克努力尾随着香黛儿，生怕跟丢了。四散广布的人潮突然都聚拢了过来，消失在月台下的一座电梯上。在这座电梯的下方，在候客大厅里，有一些人带着摄影机跑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这些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从火车上下来的乘客不得不停下脚步。当一群孩子从侧边的另一座阶梯下来的时候，现场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欢呼声。这群孩子头上都戴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头盔，好像是一个运动队——摩托车手或是滑雪选手之类的。他们是大家追逐拍摄的对象。让-马克踮起脚尖，越过一颗颗攒动的头，搜寻着香黛儿的身影。终于，他看到她了。她在那一队选手的另一侧，在一个电话亭里。话筒贴着耳朵，说着话。让-马克努力挤出一条路来。他撞到了一位摄影师，那人很生气，踢了他一脚。让-马克也用手肘顶了他一下，害他差点儿把摄影机摔到地上。一位警察走了过来，勒令让-马克静候整个拍摄过程结束。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接触到了正要从电话亭出来的香黛儿的目光。他又一次挤入人群，想要冲破人墙。警察使劲地扭着他的手臂，痛得让-马克弯下腰，失去了香黛儿的影踪。

最后一个戴头盔的孩子走过去了，这时候警察才松开手，让他走。他又朝电话亭看，可是那里没人了。在他旁边，有一群法国人停下了脚步；他发现是香黛儿的同事。

“香黛儿在哪里？”他问一个年轻女孩。

她用一种谴责的口气回答：“应该知道她下落的人是您！她本来还很高兴的！可是我们一下车她就不见了！”

另外一个更胖一点的女孩不高兴地说：“我刚刚看见您在火车里。您跟她比手势：我都看见了。您把事情都搞砸了。”

勒鲁瓦出声打断他们：“我们走！”

年轻的女孩问：“那香黛儿呢？”

“她知道地址。”

“这位先生，”那位手指上戴满戒指的雍容华贵的太太也出声说话了，“他也在找她。”

让-马克知道勒鲁瓦跟他打过照面认得他的脸孔，就像他也认得他的脸孔一样。他对他说：“您好。”

“您好。”勒鲁瓦回答，又笑着对他说，“我刚刚看到您和他们在那边扭打。以寡击众。”

让-马克觉得，他从他的声音里感受到了同情。在他沮丧的心境下，这就像有人伸出一只手让他攀住；这就好像是一星火花，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向他承诺了友谊；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两个彼此不相识的男人，只因为骤然感受到一股同情的了解，就愿意彼此援助。就好像是一个美好而古老的梦落在他的身上。

他很信任地问对方：“您能告诉我你们住哪家旅馆吗？我想打个电话，问问香黛儿在不在那儿？”

勒鲁瓦沉默不言，过了半晌，他问：“她没有告诉您哪家旅馆吗？”

“没有。”

“这样的话，只好跟您说抱歉了。”他很友善地说，几乎还带着一点遗憾，“我不能告诉您是哪家旅馆。”

熄灭了，那星火花黯淡了下来，让-马克又一次感觉到他肩膀上的疼痛，那是刚刚警察扣住他的后遗症。他孤零零地离开了火车站。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他一边走，一边从口袋掏出钞票，他又把这些钱数了一次。只够他回程的车资，再多就没有了。要是他现在决定，他可以马上启程回去。当天晚上他就能回到巴黎。显然，这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法。他待在这里干什么？他没什么事好做。可是，他不能离开这里。他没办法下定决心离开。只要香黛儿还在伦敦，他就不能离开这里。

可是，如果他要把钱留下来付回程的车资，他就不能住旅馆，不能吃饭，甚至连买个三明治都不能。他要睡在哪里呢？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他以前常对香黛儿说的话，现在终于得到了确认：在他最深的内在召唤里，他是个边缘人，是一个生活舒适安逸（这一点都不假）、只有在状况不明的一段短时间里才能如此生活的边缘人。突然间，他又如其所然，复归他所属的那群人中间：和那些没有片瓦可以遮孤蔽寒的穷人在一起。

他想起了他和香黛儿的几次谈话，他有种孩子似的幼稚心理，很想要她现在就出现在他面前，好让他对她说：你知道了吧，我之前说的有道理，这一点也不是装出来的，我真的就是我这个样子，一个边缘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