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也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但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个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1。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挂失，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他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只用了10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三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但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秘书小姐教了我几招，叫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中追踪，我的驾照号码应该登记在副本上。一天之内她帮我填好了初步的表格，又告诉我该去什么地方办理，于是我来到了地方政府驾照监管部。只见宽阔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个神情沮丧、满身臭汗，不由让人想到电影里印度佣兵叛乱时的新德里车站。听听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从利比亚第一次入侵时，我就在这儿了。”他们抱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困守营地。据我亲眼目睹，长队好容易排到你了，窗口却关了。

总而言之，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好几天工夫排队，每次排到窗口才知道，应该填的是其他表格，或应该买的是其他面额的印花税票，然后又被打发到队尾。但众所周知，办手续就是这么回事。

谢天谢地，我终于得到通知：手续齐了，两周后再来。在这期间，我只好打车。

两周后，我爬过若干申请人的头顶（他们已陷入无药可救的昏迷不醒状态），到了窗口，却发现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上抄下来的那个号码，不知是一开始就登记错，还是复写纸有问题，抑或是单据太陈旧破损，反正就是不对。拿不出正确号码就一切免谈。我说：“好，显然你们没办法查到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的号码，但你们总可以从我的名字‘艾柯’追查到正确的号码吧？”

不行。不知是他们有意刁难，还是工作太紧张繁忙，或者是驾照真的只能按号码进行查询，无论如何，我的请求他们办不到。到你最初领驾照的单位去碰碰运气吧，他们说。哦，那是在亚历山德里亚，不少年头之前的事了！——在那儿应该可以查得到你的驾照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现在连车都不能开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寄希望于走后门。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他是现任地方财政官员，拜托他给市汽车管理局打个电话，他同样通过关系给局里的一位要人打招呼，对方却说这种资料不得向除警方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我确信读者一定可以理解，要是我的驾照号码随便给人，国家安全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那是卡扎菲^{2与克格勃梦寐以求的情报啊，怎能不把它作为头等国家机密严加看管？!}

再次搜肠刮肚，我又想起一位担任政府官员的老同学。但我预先提醒他，不可跟任何监理所高层打交道，因为这事儿很危险，说不定会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最好相反，去找个小人物，比如贿赂贿赂某个值夜班的保安，让他半夜偷偷翻一翻档案。这位官员运气不错，找到一位监理所的中层职员，那人甚至不要贿赂，因为他是《快报》（L’Espresso）的忠实读者。出于对文化的热忱，他决定冒险帮他最欣赏的专栏作家（区区在下）一个大忙。我不知道这位勇士冒了多大的风险，不过，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驾照号码。我不能透露这个号码，想必读者会谅解：我可得为妻儿的安危着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