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最好交给批评家，不然，小说家能对自己的作品说些什么呢？批评家至少有条件去对付书页上的文字，而小说家呢，要解释文字被付诸写作的经过，无异于指挥一个烟火精灵有序地撤退——不仅仅是把它赶回到传说中的那个魔瓶，而是将它交付于一台此时已经报废的打字机的色带和键盘。就此事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自从这个不可预想的瞬间开始，它已经是一篇完全自我、自由生成的小说了。因为，曾经有一度，我正埋头写着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竟不觉间将它写成了一篇序言的开场白；接着继续往下写，开始挑战自己的想象力，这样大约经过七年之久。更有甚者，虽处于和平时期，我却一发不可收拾，把它写成仿佛是从人们认为的战争小说里脱胎出来的了。

这一切开始于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在佛蒙特州的韦茨菲尔德的一个谷仓里，当时我正从商船队服役回来休病假；此时战争已经结束，我继续在纽约的几处住所，甚至在它那拥挤不堪的地铁里专注于我的小说创作。我在一四一号大街的一个改建过的训练中心呆过，在圣尼古拉斯大道一楼一个一居室公寓住过，最意想不到的是，住进了第五大道六〇八号八楼。多亏碧翠斯和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的好心，当他们在国外的一年里，我住上了通常都是珠宝商住的一套套房。这时我才发现，在同行作家的一个漂亮办公室里写作，跟在拥挤的哈莱姆区公寓写作，其困难程度并无二致。然而，也有重要的相异之处，有些东西对我脆弱的自信心帮助非同小可，后来也许全都变成催化灵感的种种混合因素，揉进了正在进行的小说创作之中。

房子的业主山姆和奥古斯塔·曼，想方设法确保我写作不受打扰，我也只是花点时间午餐（经常他们做东），他们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多亏了他们，我的生活作息像一个体面的商人；经常目睹屋子里有漂亮的珍贵物件来来往往，看着住客们对珠宝、钻石、白银、黄金的评估，我竟忘记了自身的经济条件。事实上这是八楼，也就是最高的一层，我的小说也象征性地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是，这跟街面上的地下公寓有天壤之别。假如我不是在写一位在社会行为、动机和礼仪上令人迷惑不解的道路上苦苦求索的人物，这天壤之别会使我失去方向。

饶有趣味的是，那些开电梯的工人常问我何以住进了如此豪华的房子；但毕竟这种事情，仅仅在高档住宅区里服务的门卫引领像我一类的人进入工勤人员电梯的一段时期发生。在六〇八号，类似的事从未发生过，因为一旦电梯工人们熟悉我之后，对我都十分友好。说真的，即便他们中那个博览群书的外来移民，也觉得我居然是个作家，怪有意思。

但是正相反，圣尼古拉斯大街的邻居却认为，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这事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妻子方妮；她有规律地上下班，而我却老是呆在家，有人间或看见我带几只苏格兰小猎犬出去遛遛。然而，说到底，这是因为，无论在合法或非法的意义上，我都不属于哪类角色，而我的邻居却对不同身份的人都非常了解。我既不是歹徒、赌场伙计，也不是推销员、邮局工人、医师、牙医、律师、裁缝、殡葬师、理发师，也不是牧师。一旦我张嘴，他们马上听出我有高学历的背景，同时，也十分清楚，我不属于左邻右舍的任何人群。我身份的不确定，成为不被信任的对象，使他们觉得不安，特别是那些态度或处事方式跟法律和规章秩序格格不入的人。这使得大家都成为点头之交，他们对我保持一定距离，我也对他们敬而远之。但是，我依旧被怀疑：一个下雪初霁的午后，正当我从背阴的街道走到冬日的阳光底下，一个酒鬼妇女让我真正知道，我在她心目中各色人物的清单里，究竟处在什么位置。

我走近时，她正无精打采地靠在转角一个酒吧的门上，直冲着我，对她那些糊里糊涂的伙伴说，“看那边的黑鬼，一定是个他妈的情夫，因为打从他老婆有了小‘奴隶’之后，我只看到他常在遛他那些短命的狗，拍他短命的照片！”

老实说，我被她对我如此低下的评价惊呆了，所谓的“情夫”，指的是一个靠吃女人软饭的人，这类人常常游手好闲，衣着华丽，或是干着十足心狠手辣的皮条客营生——所有这些品性我压根儿都没有，她真的应该好好自嘲这种挑衅性的俏皮话。然而，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一个应答，不管是生气的或是抚慰的应答；她醉得太糊涂了，竟然不给我存在的阴影投去一丁点儿的光亮。所以，我不仅不生气，倒反而觉得乐了；既然，我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攥着，给人拍照合法得来的五十元钱，我有理由为自己心里这个秘密偷着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