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6页）

我自己选择了在商船服务作为更民主的服役方式（我过去有一位同事，是位诗人，他在第一次出海时便死在离摩尔曼斯克不远的地方）；作为水手，有一次我在欧洲上岸，遇见许多黑人士兵；他们生动地诉说了，自己遭遇的不很民主的对待，而民主是他们为之战斗和努力争取的东西。因为我有一位神父在圣胡安山、菲律宾和中国作战，我知道这类抱怨声发自非常典型的美国两难困境：你在战场跟黑人士兵讲平等，而到了和平时期，为什么就不给他们平等权利了呢？我也听到一些关于黑人飞行员的磨难和遭遇，他们在隔离营受训，遭到白人军官和士兵的百般侮辱，但后来还是不让飞上天去履行作战任务。

其实，我以前出版过写这种情况的短篇小说，在将经验改变成小说的尝试中，我发现那些蕴藏着的戏剧性，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因为，我用黑与白、多数与少数冲突的提法去设想问题时，直面一个白色军官拒绝承认一位黑人的人性，不把他学好技术的同时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当作一种有尊严的报效祖国的行为；我终于明白，这位飞行员在经受着看不见自己的困难。而这一切，是他自己的群体属于哪一阶级跟文化上的差异之间的矛盾情绪所造成的，这种情绪，被一次意外的经历强化了；有一次他的飞机坠落在一位黑人佃农的种植园里，佃农的观点和习俗，勾起他对部队的不堪待遇和同为奴隶出身经历的惨痛回忆。作为身处两个世界的人，这位飞行员感到自己被这两个世界所误解了，因此，处于哪个世界他都很不自在。简而言之，这部小说描写了，为证明自我价值、为获得个人尊严而取得切实有力的支持所作的自觉努力。我并不知道他跟看不见的人有无亲缘关系，但是，他身上确实有着这样的苗头。

在同一时期，我发表了另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非洲裔水手的故事。他在南威尔士的斯旺西上岸休息，在斯旺西直街上，战时灯火管制时，黑暗中被一群白种美国人打成了“熊猫眼”，结果他被迫挑战了恼人的所谓“美国人”身份。但是，这桩事对自省的压力却来自一帮威尔士人，他们出面救了他，而且出人意料地把他称作“美国黑佬”，把他邀请到一家私人酒吧喝酒，而且唱起了美国国歌，表示对他的尊敬。这两个小说都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在佛蒙特的一个农场，一个由年轻黑人身份引发的问题，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用熟悉的经验编织故事，搜集具体背景中的人物形象，对我驾轻就熟，现在我要面对的，却是被一种无实质性的、空洞声音所嘲弄。以往，我在构思一部关于战争题材小说的时候，其中的故事情节以当时进行的战争为基础，而让我一直关注的声音带来的冲突，自南北战争之后从未终止。如果以过去的经验为题材，即便要表达复杂的人类情感，或基于独特的个人所面对的哲学取舍，我总感觉得心应手，有着历史安全感。我想，这种题材，对于写一部美国小说，绝妙无比，但对一位初出茅庐的新手，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的写作被来自南方讽刺性的声音所打断，心里十分恼火，犹如听人演奏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时，号手突然吹出了刺耳的调调那样，觉得遭到不文明对待。

因为这种声音使我十分明白，我是绝对不能写科幻小说的；事情也果真如此。事实上，这好像是在嘲弄我，暗示多数非裔美国人遭遇种种困难，多半因为我们的“高可视性”，是一种违背科学的社会学观点；最近，有两句流行话，既阴险又具两面性：“温和的忽视”和“逆向歧视”，两者合起来，意思就是“让那些黑鬼疲于奔命吧——但一定要让他们呆在老地方。”我的朋友拿它开玩笑有好几年了，意思是，比我们更黑的兄弟明显感觉被“制约与平衡”——受到更大程度的制约而不是平衡——这是因为他那闪闪发光的黑色；然而，在美国人心里，对此紧张性的感觉如何呢，多数白人对此尴尬局面，伪装成道德上的视而不见；这也包括最近到来的几波移民潮，这些外来人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虽然遭到二等公民的待遇，却也广为受益，不过他们还是把怨气撒在南方白人的身上。

这样，尽管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温和的主张，而“高可视性”其实真正能让人不被看见——不管是中午在梅西百货商店的橱窗，还是在为白人至高无上而献祭的仪式上，被熊熊火炬或闪光灯照耀的时候。有了这种认识，鉴于种族暴力的持续和法律保护的缺位，我不禁问我自己，除了大笑，不知还有别的什么能支撑坚持下去的决心？这种笑里面隐藏着一丝欣欢，只是我不曾感到，不过这种笑声是否比大发雷霆要好呢？这是一种秘而不宣、苦苦得来的智慧，也许它能够帮助一名辛勤奋斗着的非裔美国作家，获得一种有效的策略，更好地来表达他的想象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