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古典”风格的起源（第3/7页）

这场运动起源于意大利，那里维瓦尔弟和洛卡台利（Locatelli）在歌剧的影响下，正在创作风靡整个欧洲的标题协奏曲。

随后，法国音乐，“大自然的敏锐的模仿者”，开始对德国标题音乐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即使是标题音乐的反对者，他们与马特松一样，也嘲笑对战争和暴风雨过甚其辞的描述，以及过滥的音乐记事和幼稚的象征臆测；如用对位法象征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也就是救世主的家谱。或者，为了代表基督的十二门徒，就写出同等数量的部分——虽然这些人也认为器乐具备了描述灵魂与生命的力量。

马特松相信：“只用乐器，就能很好地描绘出精神、爱、嫉妒等等的震撼力。简单的和声及其进行可以描绘所有心灵的激情。没有歌词，听者也可以把握并且领会音乐语言的发展、意义和思想内涵，仿佛这种音乐语言和人们讲述的语言一样。”

稍晚一点，大约是1767年，在写给K. P. E. 巴赫的一封信中，哥本哈根诗人格尔斯腾伯格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即真正的器乐，尤其是键盘乐，应该表达确切的感情和主题；他希望被他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K. P. E. 巴赫会使这种艺术成为现实。

因此，音乐家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纯音乐的表现力和描写力；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某些德国作曲家已深深沉醉于这种构想之中。泰勒曼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标题音乐（音画）无疑占据了首要位置。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相关的并不只是一场文学运动，试图将非音乐元素引进音乐中，使之成为一种绘画或诗歌。音乐本身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启示。个人的情感从形式的禁锢中被解放出来，主观的因素，即艺术家的个性，正以绝对史无前例的勇气渗入这一艺术领域。诚然，我们能从巴赫和亨德尔富有震撼力的作品中意识到他们的个性，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作品是按照最严格的规定展开的，这些规定不仅不是情感的准则，而且明显地故意回避或者否认这些情感；因为不管是赋格曲还是返始咏叹调，都不可避免地在事先规定的时刻和地点再现主题。但是，情感却要求作曲家沿着他自己的思路继续，而不是重蹈自己的覆辙。从另一方面讲，这些规定非常畏惧感情的起伏，它们接受感情起伏的惟一条件是表达感情必须按照对称方式，在轻音与强音之间，合奏与独奏之间（独奏的形式那时被称作“模仿”）只有僵硬、机械的对比。以直接了当的方式表达个人情感似乎是不符合艺术原则的；必须强行在个人与听众之间加上一层由漂亮的但又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形式织成的面纱。无疑，这一时期的作品由此获得了高贵、平和的华丽形象。但这种平和隐藏了最轻度的欢乐与悲哀。可这样一来，作品失去了多少人情味！这种人情味在新时代艺术家的作品中发出了怎样自由的呼声。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它第一步就获得贝多芬那种令人悸动的自由。但是在曼海姆乐派的交响曲中，在令人称奇的约翰·施塔米茨的作品中，已经扎下了贝多芬艺术的根（施塔米茨作于1750年的乐队三重奏标志了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通过施塔米茨的努力，器乐曲变成了包裹有生命的灵魂合体的外衣，总是处在运动中，永不停歇地变化着，有出人意表的起伏和对比。

我并不想夸大其辞。人们永远无法用艺术完完全全表达出一种情感，而只能是或多或少创造出近似的映像，诸如像音乐这样一种语言的进步，只能越来越靠近情感，而永远不能到达。因此，我不会宣称（因为那样会很荒谬）新交响曲作家打破了旧有的框架，将思想从形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相反，他们建立了新的形式；正是在这一阶段，现今音乐流派意义上的奏鸣曲和交响曲的古典模式才确立了自己的形式。但是，尽管对我们来说，这些模式或许已经变得陈腐，尽管它们已经妨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现代人的情感，尽管它们最终披上了经院派循规蹈矩的外衣，但是，当时它们同人们习惯的形式和风格比较起来，已经显得非常地自由奔放和生气勃勃。此外，我们可以确定，对于这些新形式的创始者、或是最初的使用者来说，这一形式比我们想象的似乎更加自由，因为当时它们还没有盛行开来；它们仍然是始创者个人的东西，是根据他们个人的构思塑造，以他们自己呼吸作为节奏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讲，施塔米茨的交响曲比起海顿或莫扎特的，尽管不太丰满，不够美丽、不算华贵，但却更加自然。它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创作的，它创设了形式；而没有屈从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