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意大利音乐之旅（第6/10页）

因此，我们在十八世纪意大利人民身上发现一种对戏剧情节，对剧作本身极度的冷漠。在这种题材格外不受关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在第一幕之前演出第二幕第三幕，以满足一些不能花费整个晚上在剧院的人的需要。西班牙诗人唐·莱昂德多·德·马尔丁在歌剧中先看到黛朵〔5〕死于火葬；然后在下一幕里，黛朵又复活了，而且还欢迎埃涅阿斯。但是，同样是这群如此鄙视剧情的观念在听到一个脱离情节的戏剧性片断时会变得无比狂热。

意大利人认为音乐首先应该是抒情的，但是其抒情性并无任何抽象之处而是被应用于特定的情感和场合。意大利人认为一切源于自己的感情经历，使他感兴趣的既不是情节也不是角色；而是感情；他拥抱所有的感情；他亲身经历过所有的感情。因此，才有了在某些时刻歌剧使其进入疯狂的兴奋状态。没有其他国家对歌剧的热爱具有这种激情的特征，因为没有其他民族显示出这种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意大利人到歌剧院并不是去欣赏剧中的主角，而是去欣赏自己。去聆听自我的声音，去爱抚、点燃自己的情感，其余一切对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被这些燃烧的心灵点燃的艺术必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密度！但是这里又存在着多么大的危险！因为在艺术中，所有不服从模仿或自然规律控制的事物，一切仅仅依赖灵感或内在兴奋的事物，简而言之，一切以天才或热情为前提的事物，根本上讲都是不稳定的。因为天才和热情总是例外的，即使是在具有天才的人身上，即使是在具有热烈情感的人身上。这样的火花时时容易黯淡下去，或是完全消失；如果在这些精神的休眠期，精确、刻苦的秉赋、观察事物的能力和理性没有取代天才的位置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完全的虚无。这一评语在所有时期的意大利人中间很快会得到证实。他们的艺术家，甚至是那些无关紧要的艺术家，通常比许多著名的天资不凡的北方艺术家更有天分；但是这种天分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或是沉睡或是误入歧途；当天分消失时，剩下的也就只是空壳了。

十八世纪意大利音乐的解救办法应该寓于它刚刚创造的一种音乐形式：喜歌剧，幕间剧。文西和佩尔戈莱西从一开始创作这种音乐形式起，就是以意大利人幽默的观察为基础的。意大利人喜欢诙谐的幽默风格是很有名的，他们留下了描述这种性格的名符其实的经典之作。德·布雷西斯议长热情地谈到这些小型喜剧“其风格越不严肃”，他告诉我们，“意大利音乐就越成功；因为它呼吸着欢快的精神，而且怡然自得。”在看完《女仆做夫人》之后他写到：“大笑能令人至死，这并不正确；因为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已经死去了，尽管一想到我的快乐阻止了我，如我希望的那样，听这部闹剧那迷人的音乐，我就感到痛心。”

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有鉴赏力的人，即音乐家，完全没有能够按照其真正价值给这些作品划定等级；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不重要的消遣物。如果把它们同音乐悲剧划为一个等级，他们会觉得羞愧。在历史上，这种无知的风格等级制经常造成风格高尚但无关紧要的作品要比风格不太高尚但非常出色的作品受到更高的评价。在德·布雷西斯生活的那个时期，意大利的上流社会中的才子才女们经常贬低喜歌剧，并且嘲笑德·布雷西斯对这些闹剧的迷恋。因此，这些优秀的小品很快被忽视了。同样严厉的指责进入了幕间剧领域：他们对剧情抱有同样的不公正和漫不经心。伯尼被迫承认：“法国喜歌剧如果除去音乐部分，仍然是一部令人愉快的喜剧；而没有音乐，意大利喜歌剧则令人无法忍受。”在该世纪末，马尔丁哀叹这个层次的作品的荒谬性，但这是奇马罗萨、帕伊谢洛（Paisiello）、圭格里米（Guglielmi）、安德罗兹（Andreozzi）、费拉文蒂（Fioravanti）等人的时代。如果创作更加严格，诗人更加尽职，那么这些低一级的大师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威尼斯，这种对歌剧的激情与对器乐强烈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情形在那不勒斯并不存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种情形一直继续着；甚至在十七世纪初，这一特点使威尼斯人蒙特威尔弟的歌剧大大高于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或是罗马的歌剧。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伦巴底、皮得蒙——在十八世纪是器乐的天堂。

这是一个伟大的器乐演奏家尤其是小提琴家的国度。小提琴艺术是独一无二的意大利艺术，意大利天生拥有形式和谐感，热爱美丽的旋律轮廓，而且创造了戏剧性单音音乐（monody），他们应该在小提琴音乐方面高人一筹。比罗（Pirro）认为：“在欧洲，没有人能像他们那样，用小提琴艺术所要求的那种清晰明了和富于表现来创作。科莱里（Corelli）和维瓦尔弟是德国音乐大师的榜样。意大利小提琴音乐的黄金时期是1720—1750年，是洛卡台利（Locatelli）、塔蒂尼（Tartini）、维瓦尔弟和弗朗西斯科·马利亚及威拉契尼（Veracini）的时代。作为伟大的作曲家和演奏家，这些音乐大师以其艺术品味的严谨性著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