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尔（第12/13页）

《烟火音乐》的露天性质甚至更明确，无论是其宏大的风格还是其管弦乐配器都是如此；但这次乐队的重点完全移到了木管乐器上。该曲分成两部分：在大规模燃放烟火之前演奏的一支序曲；和在烟火燃放过程中演奏的多支小曲，并同几支比喻性的固定曲子形成呼应。序曲是支D大调的威严的进行曲，有几分像贝多芬写的《猎人舞曲》（Huntsman's Dance）的序曲，并同它一样欢乐、威风和嘹亮。几个较短的乐章包括一首布列舞曲，一支西西里岛风格的广板（标题是“和平”；它优美舒缓，具有英雄般的优雅，能慢慢使人入眠），一首题为“欢庆”的活泼快板，以及两首结束的小步舞曲。对于我们的民间节庆和露天庆祝活动的组织者来说，这部作品很有趣，值得他们研究。在1740年以后，亨德尔除了这部《烟火音乐》和两首为两支圆号而写的纪念碑式的大协奏曲之外，几乎没再写任何其他器乐曲。我们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和器乐风格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结果，即把他引向了为大众、大场面和大量听众而作曲的方向。他身上固有为大众作曲的思想。这使我马上想到，他的记忆里贮存有许多民间和通俗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启发他写出充满生气的清唱剧。他的艺术由于有了这一民间的源泉而永褒青春，并在当时具有罕见的流行度，颇受大众欢迎。他的《奥特隆》（Otlone）、《西庇阿》（Scipione，古罗马统师）、《阿里亚娜》（Arianna）、《贝雷尼斯》（Berenice）及其他歌剧中的一些曲调不仅在英国广为传唱并被通俗化，而且流传到国外，甚至流传到一般来讲拒不接受外来影响的法国。

这里，我不仅想谈他的音乐的通俗性——虽然它有点平庸，但不可忽视；因为只有愚蠢的自大和小心眼儿才否认那些深受一般百姓欢迎的艺术的巨大价值——而且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亨德尔的音乐之所以具有通俗的特点，是因为他真心为百姓创作，而不像吕利和格鲁克时期的法国歌剧那样是专为上流社会肤浅的艺术涉猎者而作。他一方面抱定崇高的理想和完美的艺术形式，不屈从于大众的低级趣味，一方面却用“老百姓马上就能听懂”的语言再现雅俗共赏的情感。这位和蔼的即兴创作者一辈子（保持了五十年的创作力）都得同舞台下的各色观众打交道；所以他就像那些老派的雄辩家那样，有一种要取得即时效果的台风和本能。当今时代，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艺术和艺术家，即纯粹只对人民和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有的只是为了自我或为了同行而说话的艺术家。今天的纯艺术家都与世隔绝、闭门造车、那些对百姓说话的艺术家反倒常常是些江湖骗子。十八世纪的自由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同古罗马共和国相近，所以亨德尔的滔滔雄辩就同那些古代的演说家有相似之处，后者那格式规整又热情洋溢的滔滔演说深深打动了那些战栗的闲逛者的心……这种雄辩有时确实能震撼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头几场公演之后，有些听众盛赞音乐中的英雄品质，说它能唤醒民众，并鼓舞大军夺取胜利。

正是靠着这种对大众的感召力，以及他天才的其他方面，亨德尔不仅豪迈地与卡瓦利〔19〕和格鲁克并驾齐驱，而且超越了他们。只有贝多芬一人走在亨德尔开辟的这条宽广大道上。

注　释

〔1〕　Horace Walpole，1717—1797，英国作家，以其可以概观当时社会政治情况、风俗情趣的三千多封书信等闻名。——译注

〔2〕　Pantagruel，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讽刺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性格粗野，爱戏谑。——译注

〔3〕　Arbuthnot, 1667—1735，苏格兰讽刺作家和医生，著有《约翰·布尔的身世》等。——译注

〔4〕　Lazarus，《圣经·约翰福音》中玛丽亚和马太的兄弟，死后4日耶稣使他复活。——译注

〔5〕Theodora, 500年至548年，拜占庭皇帝Justinian一世之妻，握有实权，制定禁止买卖少女的法律，为最早承认妇女权利的统治者之一。——译注

〔6〕Jephthah，《圣经·士师记》中的以色列士师，因轻率起誓而不得不以自己的女儿献祭。——译注

〔7〕　Hasse, 1699—1783，德国作曲家，擅写歌剧。1734年他访问伦敦时，有人许以他歌剧团高位让他同亨德尔唱对台戏；尽管他的歌剧《阿塔瑟斯》［Artaserse］在伦敦上演大获成功，他还是决定不向亨德尔的优势挑战，遂返回德国。——译注

〔8〕Corelli, 1653—1713，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创造大协奏曲形式。——译注

〔9〕　Agrippina，公元15年至59年，罗马皇帝尼禄的母亲，后被尼禄处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