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第4/20页）

这样一来，那个他真爱同时也真爱他的女人只好孤苦伶仃地待在她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巴黎了。她萎靡不振，沉默寡言，渐渐凋萎，瘫痪在床，在八年的苦难中丧失了说话能力。柏辽兹也很痛苦，因为他仍爱着她，而且十分怜悯她——“怜悯是所有情感中最痛苦的一种”。但他的怜悯又有何用？他丢弃了亨丽埃塔，任她独自受苦并死去。〔14〕更糟的是，据勒古维说，他还竟让他的情妇，这个丑恶的雷齐奥，当面羞辱可怜的亨丽埃塔。〔15〕事后雷齐奥不仅告诉了柏辽兹，还吹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柏辽兹听了无可奈何——“我能怎么办？谁让我爱她呢。”

人们若不是了解他自己也十分痛苦的话，非对他这种人痛斥不可。让咱们说下去吧。我很想忽略这些性格特征不计，可我无权这么做；我必须把这个男人性格中的极端脆弱性讲给你听。我是说“这个男人的性格吗”？不对，他的性格堪称是个没有意志力、极端神经质的女人的性格。〔16〕

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幸福；如果说他们让别人也跟着不幸，那肯定是他们首先自己已经十分不幸了。这种人天生有招惹和积累麻烦的本事；他们像品酒那样品味悲伤和痛苦，连一滴也不会漏掉。柏辽兹对人生太贪，所以他苦难深重，乐不起来。事实上他的不幸也明摆在那儿，无需再渲染夸大添枝加叶（像传到我们耳中的关于他的传闻那样）。

人们对柏辽兹总是怨天尤人而说三道四，我也觉得他这样缺乏男子气，甚至缺乏男人的尊严。从表面看，从物质条件看，他比古、今和未来所有的伟人——贝多芬也好，瓦格纳也罢——都更有理由高兴和过得开心。三十五岁时他已功成名就；帕格尼尼宣称他是贝多芬的继承者。他还有什么可需求的呢？公众都在议论他，功过任人评说，剧院也勉勉强强朝他敞开大门。他的事业真的是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哩！

但只要你仔细检查一下事实（比如于连·蒂埃索先生提供的事实），就能发现，他的环境平庸得令人窒息，日子也并不好过。首先，他并非没有经济上的难处。这位三十六岁的“贝多芬继承人”作为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助理的固定工资是一千五百法郎，外加他定期给《争鸣》杂志投稿——不如他的工资多，且这种投稿使他深感愤怒、羞辱和负担沉重，因为他们要他满嘴说谎。这样总共不到三千法郎，让他供养妻子和一个孩子（蒂埃索先生说“甚至两个”）。他在歌剧院筹办音乐节，结果赔了三百六十法郎。他还在1844年的国际博览会上组织了一次音乐节，票房收入是三万二千法郎，其中八百法郎归他所有。他的《浮士德的沉沦》演出，没人来为他捧场，使他赔得一塌糊涂。他在俄国的境遇要好一些，但带他去英国的经纪人却破了产。付房租和交医疗费使他终日烦恼。他的财政状况到了晚年有所改善，在他去世前一年他伤心地说：“我痛苦不堪，但我现在还不想死——我的积蓄够我活下去了。”

他生平最悲哀的阶段之一是他因为贫困而不得不放弃写一首交响曲的计划。我奇怪这结束他《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为什么没有更为人所知，因为它触及了人类遭遇的最深隐痛。

当时，他妻子的健康状况正搅得他焦头烂额。一天夜晚，他突然产生了创作一首交响曲的灵感。它的第一乐章——一支A小调2/4拍子的“快板”——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他爬起来正要把它写下来，转念一想：

“假如我把这点写下来，就得把整部交响曲都写完。这将是个大工程，我只好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在上面。这意味着我将不能再写文章，也就赚不到钱。等交响曲写完后，我肯定忍不住要把它复印（等于要花一千至一千二百法郎），印完后还要争取把它演出。我将开一场音乐会，而收入肯定抵不了一半花销，钱还没到手就丢掉；我这位可怜的病人的生活必需品将得不到保证；我也将既付不起我的个人开销，也交不起我儿子在船上的费用……这些考虑让我不寒而慄，我丢下手中的笔说：‘算了，明天我就会把这首交响曲忘了。’可第二天夜里我又清楚地听见了这支‘快板’，而且好像见到它已经谱成了曲。我恼火得不得了；我哼唱这段主题；我又想从床上爬起来……可头天的那些考虑制止了我；我硬起心肠抵制它的诱惑，硬要自己把它忘掉。最后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对这首交响曲的记忆还真的永远消失了。”（柏辽兹《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