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米尔·圣—桑（第2/4页）

在德国，人们对他很熟悉。在那里，加米尔·圣—桑这个名字代表着法兰西的古典精神。并被认为最能代表自柏辽兹以后至塞萨尔·弗朗克的年轻人学派出现为止的这段时间的法国音乐（弗朗克本人目前在德国还鲜为人知）。圣—桑先生确实具有一位法国艺术家的某些最优秀品质，其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头脑十分清楚。这位学识渊博的艺术家居然一点不受自己学识的干扰，而且没有丝毫学究气，这是很令人吃惊的。迂腐的学究气正是德国艺术的瘟疫，连最伟大的德国人也没有幸免于难。深受其害的勃拉姆斯不要说了，连像舒曼这样的快乐天才和像巴赫这样的强力泰斗也是“迂”不可及。“这种不自然的艺术就像某个小省城里的假装神圣的沙龙那样使人厌倦；它令人窒息，足以把人杀死。”〔1〕古诺写道：“圣—桑不是个书呆子；他始终保持着太多的童心，并且因太聪明而成不了书呆子。”再说，他也一直太是个法国人了。

有时，圣—桑使我想起我国的一位十八世纪的作家；他不是“百科全书派”的作家，也不是卢梭阵营中的一员，而是伏尔泰学派中的成员。他（指圣—桑）的思想清晰，表达文雅而精确；如此心智使其音乐“不但高尚，而且很高尚，仿佛出自一个优等种族和一户名门”。（古诺语）

他还极有冷静不动声色的辨别和洞察力；他的“性情沉稳，想像适度，即使情绪受到强烈刺激也能保持自制”。（古诺语）这种分辨力是任何思路混乱或神秘主义的大敌；其后果便产生了那本奇书《难题与神秘》——这是个误导人的书名，因为书中分明是理性之光笼罩一切，并号召年轻人捍卫“这个受到威胁的世界中的（理性）之光”，抵御“北方的迷雾，斯堪第纳维亚（即北欧）的诸神，印第安人的神祗，天主教的奇迹，唯灵论，神秘学研究，蒙昧主义和Lourdes（沉闷厚重的风格）”。（见圣—桑《难题与神秘》）

他对自由的热爱和需求也是十八世纪式的。可以说，自由是他惟一的激情所在。他写道：“我极其热烈地爱着自由。”（《和声与旋律》）他在评判艺术方面的绝对大胆无畏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靠严密的推理来批判瓦格纳，而且敢于批评格鲁克和莫扎特的缺点、威伯和柏辽兹的错误以及对古诺的公论。这位被巴赫的音乐滋养大的古典主义者还竟然说“现今演奏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不过是有手好闲的娱乐而已”；而那些梦想复古他们艺术的人就像“有人想住在几百年都没人住的老房子里”。（见圣—桑所著《肖像与回忆》）他甚至进而批判自由的作品和自由的观点。他对自由的热爱使他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作出不同的判断。他认为人有改变自己观念的权利，这就如同他们有时欺骗自己一样。他认为勇敢承认错误比做固执己见的奴隶要好。他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音乐上，还表现在其他事情里。譬如在伦理道德方面，他曾给一位年轻朋友写过一首诗，敦促他不要受过于僵化的简朴和节制的束缚：

“我感觉一个虚荣的道德之梦

总在你的灵魂上罩上阴影”（《打油诗集》）

在形而上学方面，他也以平静的思想自由来评判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福音书》，只在自然界里寻求道德与社会的基础。

下面，笔者随便从他的《难题与神秘》中抄录了几段他的观点：

“上帝随着科学的进步而退缩”。

“心灵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媒介”。

“不鼓励工作，削弱个性，分享别人的好处，违者处死——这些就是基督教《福音书》对建立社会的教诲”。

“基督教的美德并非社会的美德”。

“大自然是没有目的的：她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不把我们引向任何目的地”。

他的思想高度解放，充满着对人性的爱，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他称贝多芬为“最伟大的、惟一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因为贝多芬主张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他的心智如此包罗万象，致使他写出关于哲学、戏剧、古典绘画的著作（如他著的《论古罗马剧院的装璜装饰》〔1880年〕，就是讨论庞培城的壁画），以及科学论文（论述海市蜃楼现象，在1905年递交法国天文学会）。多卷诗集，甚至剧本（如在1892年写的独幕喜戏《作家的痉挛》）。他是无论什么事情样样都行，虽谈不上事事精通，但都有一定创见和不容否认的能力。他所表露的心智在艺术家、尤其在音乐家当中实属罕见。他阐明并自己遵循的两条原则是“绝不夸张做作”和“保持心灵健康和健全”。（见《和声与旋律》）这些当然不是贝多芬和瓦格纳那类音乐家的原则，而且很难在上个世纪的著名音乐家中发现谁贯彻过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不用说，表明了圣—桑先生的突出特点和缺点。他不受任何激情的困扰。任何东西也搅不乱他清晰的条理。“他没有偏见（不带成见）；他不站在哪一边”（见古诺《一个艺术家的回忆》）——甚至不站在自己一边，既然他并不害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并不佯装自己是任何东西的改革者”。他是彻底地独立，也许过于独立。他好像有时也不知道该拿自己的自由怎么办好。若歌德碰上这种情况，大概会说：他心里应该再多点邪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