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2/4页）

根据学校课程设计，第一学期还比较轻松。我在其他法律学校的朋友都被铺天盖地的作业包围，并且为严苛的评分系统所苦——评分曲线把你和你的同学置于残酷的竞争中。而我们这儿，院长在入学指导的时候说让我们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无论它们能把我们引向何方，不要过多担心分数多少。一开始的四门课都算学分课，成绩不计入绩点，这就容易多了。

其中一门是16人的宪法研讨会，我在班上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几个自称像在“错位玩具岛”（Island of Misfit Toys）[1]上一样。我们中有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保守乡巴佬，印第安移民的绝顶聪明的女儿，在社会上打拼十多年、熟谙人情世故的非裔加拿大人，菲尼克斯来的神经科学家，家就住耶鲁旁边、胸怀大志的民权律师，极力主张进步、幽默感绝佳的女同性恋等，虽然我们之中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量，但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积极的。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美国历史迷，所以我发现校园里的一些建筑年代比独立战争还久远时非常激动。有时我会在校园里寻找能够说明那些建筑的年代的标示。那些建筑都是新哥特式的杰出艺术品，高耸入云，美得令人窒息。楼宇内部，精致的石刻和木饰给法学院营造了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氛围。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我们这儿是霍格沃茨法学院，把法学院和那套奇幻小说里的场景相比真是再生动不过了。

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但也不是难得让人没法活了。我有时会想校方终会发现他们看错了我，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真诚道歉并让我回米德尔敦。但有时也会想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毕竟这里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而我并不很符合资格。事实上，虽然学校里确实有罕见的天才，但大多数同学虽然聪明却也不是奇才，因此在课堂讨论和考试的时候，我基本都能应付过来。

当然并不是事事顺心。我一直自认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有一次我把一篇草率写就的作文交给一位以苛刻著称的教授，他写了一些严厉批评的话返还给我。“太差了。”他在其中一页潦草地写道。另一页，他圈出了一大段，在页边写到，“一堆糟粕一样的句子拼凑成一段话，真令人作呕。改。”我听小道消息说这位教授认为耶鲁应该只录取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利斯顿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们不是去纠正错误的，这里有太多小孩需要被纠正了。”听了这番话，我下决心要改变他的想法。学期末，他给我的作文的评价是“优异”，并承认他对州立大学的看法可能错了。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深得教授喜爱，成绩很棒，暑假要去梦想的岗位上实习——给一名在任参议员的首席法律顾问当助理。

耶鲁虽然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在我脑海中种下了怀疑自己归属何处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在故乡，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自己家，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整个家族，我是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2010年8月我来到耶鲁的时候，耶鲁法学院已经培养了最近上任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两位，6位最近的总统中的两位，更不用说在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耶鲁的社交仪式有不寻常之处：鸡尾酒招待会和宴会既是业界交流也是个人交友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帮人是我老家的人轻蔑地称为“精英”的群体中的新晋成员，从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来耶鲁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鲁我有了这种感受。

一个原因是社会阶级方面的。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来自上中产阶级或更高，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显然，我既不是上中产阶级，也不富有。耶鲁法学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自穷人家庭，虽然从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学校看重多元化，但几乎每个人，黑人、白人，还有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们都家庭完整、衣食无忧。

第一学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参加完酒会想去一家鸡肉料理店吃点东西。我们这一大帮人吃完后留下一片狼藉：脏盘子一堆，鸡骨头乱丢，沙拉酱和汽水溅得桌上到处都是。我不忍把这一团乌糟扔给某个可怜的服务生去清理，于是留下来收拾。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帮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贾米尔（Jamil），他也来自穷人家庭。后来，我告诉贾米尔，我们也许是学校里唯一不得不给别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点了点头，默认了。